胡适|陈延年的牺牲，胡适被冤枉了吗？( 二 ) 蒋介石|才子佳人

胡允恭 (1902~1991) ，合肥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 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大二时由瞿秋白做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被中共两广区委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北伐时，在攻打武昌过程中左腿受重伤。 1927年7月，奉中共中央指示退出国民革命军，潜回上海和老家，开展地下斗争。汪孟邹1953年10月26日逝世；汪原放1980年4月1日逝世。胡允恭如果真的求证过，又谁敢不信啊。
客观地说，黄逸峰和胡允恭的回忆都有很多史实不确之处。比如，黄逸峰文说汪原放去南京见胡适，此时汪原放正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说７月１９日陈延年等牺牲，同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后，指认了陈延年，还出卖了赵世炎，７月１９日赵世炎牺牲，这是把时间弄混了。比如，胡允恭文说此时胡适在吴稚晖那儿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说汪原放是汪孟邹的儿子，其实是汪孟邹的侄子——两人的回忆也有很多细节上的不同，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大面上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亚东图书馆的人为陈延年的被捕找了胡适，请胡适帮忙，胡适然后找了吴稚晖，吴稚晖出卖了陈延年。
◆1927年6月30日杨虎、陈群给蒋介石汇报陈延年事的两份文件。
而这两个回忆，第一个说胡适愿意帮忙，没有考虑吴稚晖的立场，基本上是我们现在说的胡适好心帮了倒忙；第二个说胡适做了蒋介石“总政治部”的官，他答应帮忙，却去找吴稚晖，直接得出结论，胡适“反脸无情，恩将仇报，干出出卖陈延年同志的罪恶勾当” ，也成了我们现在有的人一口咬定胡适是故意去找吴稚晖出卖陈延年的由头。
1981年《文物天地》第6 期刊登了孙其明写的《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延年》，文章说：“1927年6月26日上午，陈延年在当时党的机关（位于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恒丰里90号）参加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获悉：当日有一名地下交通员被捕，此人知道省委机关的地址。为避免发生危险，会议提前结束，与会人员迅即离开会场。当日下午，陈延年同志因惦记着机关的安全，又去恒丰里观察动静，遂被捕。陈延年被捕之初，化名陈友生，自称是受雇于人的茶房。因他身穿短服，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作粗活的工人无异，所以敌人信以为真。党组织得知他被捕的消息，便立即设法营救。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因和陈独秀是世交，也要营救他。汪孟邹请胡适帮忙，胡适又转托吴稚晖。吴对共产党人和陈延年早就恨之入骨，他得知陈延年被捕后惊喜若狂，立即写了一封告密信，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杨虎得讯后，立即对陈延年严加审讯。此时，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韩步先（原江苏省委秘书长）叛变。就这样，陈延年同志的真实身份完全暴露了。 ”
这篇文章中的叙述同黄逸峰的回忆基本差不多。但加进了新内容，韩步先已经叛变，指认了陈延年，就是说胡适误给吴稚晖信，吴稚晖向杨虎告密，并不是陈延年身份暴露的唯一原因。也就是说胡适给吴稚晖信，并不承担陈延年身份暴露的完全责任。这篇文章后来被同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由于《人民日报》的巨大影响和权威性，由此，陈延年被捕，亚东图书馆主人找胡适帮忙，胡适给吴稚晖信，吴稚晖向杨虎告密，成了暴露陈延年身份的一大主要原因，成了此段历史的“定论” 。
二、郑超麟的否认和汪氏叔侄的无记
其实，黄逸峰的文章一出来，另一位中共“元老”级人物就出来作了否认。这个人就是郑超麟。他在第二年上海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发表了《陈延年烈士死难前后》。他说：“据我所知，陈延年被捕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奸细告密的。此人姓名我已忘记，当时他爬上上海某区区委书记的职位，某次江浙区党委召开有各区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此人向杨虎告密，届时杨虎派人从外面打进去，他在里面策应，首先抓了正在收拾文件的区党委秘书长韩步先，然后抓了陈延年。陈的面貌和身份，那个奸细完全清楚，所以陈被捕后不可能隐瞒身份，杨虎也不待有人营救才知道陈的身份。 ”关于陈延年被捕后营救问题， “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亚东图书馆主人托胡适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的事。 ” 之后，郑超麟于１９８３年６月再次就这件事作说明， “当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流氓混进了党内，并且当上了某区委书记，一次延年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工作，那个流氓就密告杨虎” ，陈延年等人由此被捕（见《广东文史资料》第３８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