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胶东半岛鲜有水稻种植，从南方来的移民只能适应吃麦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凡来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凡来说，南方种稻，以吃米为主；而北方种麦，以面食居多（盛产稻米的东北平原除外）。
现如今，商品流通发达，不论天南海北，米、面都可吃到，即便身处异地，也可保持故乡的饮食风俗。
不过，在生产力低下、运输条件落后的古代，情况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来到陌生地方定居的人们只能入乡随俗，改变原有的饮食习惯。明初从南方迁到胶东半岛的移民们，可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文章图片
“明初移民说”在胶东民间流传甚广，查考如今青烟威三市的村志族谱， “洪武、永乐建村” ， “云南、四川迁来”的例子不胜枚举。虽然不少研究者对“云南、四川”这两大来源存有疑问，但不可否认的是，明初迁到胶东半岛的移民当中，的确有很多是来自种稻吃米的南方地区，比如卫所军户这个群体。
明代实行军民分治，与民户籍贯的相对混乱不同，军户们的原籍信息因为有官档记载，就要精确很多。从史志资料的记载情况来看，明朝之初，尤其是洪武一朝，到胶东半岛卫所任职的军户，籍贯多在南直隶一带。而靖难之后，虽然北直区域的从龙之士调到胶东卫所的例子也逐渐增多，但并未改变胶东半岛有大量南方军户的现实。
民以食为天，从南方迁到地处北方的胶东半岛之后，这些军户移民们首先要解决的也是吃饭问题。

文章图片
按照明代的制度，卫所实行屯田，以农养兵，自给自足，一般情况下朝廷并不从外调拨。也就是说，这些迁到胶东的南方军户，来到当地之后，只能以本土的物产作为粮食。而此时，习俗与物产之间的冲突就摆在了面前。
【明初胶东半岛鲜有水稻种植，从南方来的移民只能适应吃麦子】军户们来自南方，显然更习惯于吃稻米，但明代中前期的胶东半岛却鲜有水稻种植。因此，他们不得不去适应种麦吃面的北方生活。
关于胶东半岛水稻种植的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撰的《烟台农业志》（内容涵盖后来的威海市）记载道：“水稻种植较早的是福山区，据《福山县志》， 1568年（明隆庆二年），（福山显宦）郭宗皋从南京带回水车和老农，在柳行庄拦河引水改造稻田40亩。 ”

文章图片
（海阳西沽头村的水稻田，这在胶东不多见）
而查考清乾隆版《福山县志》，当中对郭宗皋开水田（水稻）之先河记载更详，称：“邑民第种陆田，不知水利，郭康介（郭宗皋）由金陵还，携娴习者二人於柳行庄治水田数十亩，盖欲以其法开到土人，而无能从者。 ”
孤证不立。除了郭宗皋的记载之外，明嘉靖版《宁海州志》中的内容也可以作为胶东半岛当时鲜有稻米出产的佐证。
在志书当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物产情况，但赋税一章里说：“夏税小麦若干，秋粮粟米若干。 ”并没有提到水稻或稻米（粟米虽然带个米字，但指的是谷子）。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宁海州管辖牟平、文登两地，范围很大。如此广的区域内都不见有成规模的稻米出产，结合《福山县志》关于郭宗皋的记载，应该可以得出明代中前期胶东半岛鲜有水稻种植的结论。

文章图片

文章图片
（胶莱平原上的麦田）
有的朋友或许还会提出“旱稻”的可能性。但旱稻产量远不如水稻，即便在农业科技相对发达的近现代，胶东半岛零星种植的旱稻都定位为“礼品粮”而非主粮，就更不用说明代了。《青岛市志》记载：“（稻子）多在平度、莱西、胶南、即墨等县零星种植。 1949年全市种植2.7万亩，单产47公斤，总产1281吨。 ”以此推论，明代中前期的胶东，即便有旱稻种植，也肯定产量很少，绝不足以成为支撑大量人口的主粮。换句话来说，那些从南方来的军户们，到了胶东之后，必须要改变自己的习惯，学会种麦子、吃面食了。

文章图片
这一习惯的改变经历了几代人的工夫？具体是个什么样的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真实情况已经很难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