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一个小方框

原创李纾复旦贸易知识收录于话题#第24期《治理视野》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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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期《治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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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回顾一个场景：2019年12月20日英国议会下院“二读”表决通过脱欧协议草案。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中，选民要从“维持现状”（retain the status quo ，留欧）和“改变现状”（change the status quo ，脱欧）的选项中做出二择一的选择，并在对应方框中标记“x”（图1）。其投票的结果是：51.9%的选民在脱欧的方框上画叉， 48.1%的选民在留欧的方框上画叉。当“脱欧”派以微弱上风胜出的结果一出，立即有120万选民后悔他们当初选择了“脱欧”选项。假如他们改为选择“留欧”选项，则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媒体还为此造了一个新词“Bregret”（英国“Britain”和后悔“regret”的组合）来描述由此所产生的公家情绪。
为什么有120万选民在公投时没有表达他们真实的偏好？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在不想选的选项方框里画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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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决议计划研究的启示
行为决议计划领域的研究发现：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却可导致少数听从多数的投票（majority voting ， MV）结果发生反转。如对结果描述的正-负框架（Tversky & Kahneman, 1981）、接受-拒绝反应模式（Shafir, 1993）、默认-可选选项的设置（Johnson & Goldstein, 2003）等。选择架构的主要推动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还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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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发现
为探索民众在做抉择时不同选择架构对政策决议计划产生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决议计划课题组针对英国人关心的“脱欧”题目、中国人关心的“垃圾处理”题目，以及两国人共同关心的“人工智能挑战”题目设计了两种投票版式[ 两个选项/方框vs.三个选项/方框（其中第三个选项/方框为“尚未决定”）] ，并通过比较统一民众在两种前提下的选择来评估投票版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终极公投结果产生影响，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解释这部分Bregret选民的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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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131名英国民众和2150名中国民众的网络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相较于只有两个选项的版式，增加第3个选项（“尚未决定”）可以降低多数人选择某选项的比例。在假想的“脱欧”题目中，英国民众在面临两个选项（“维持现状：留欧”和“改变现状：脱欧”）的版式中，大多数人（68.7%）选择维持现状，然而在面临三个选项的版式中选择维持现状的（大多数）比例降至66.7% ，有3.2%的人选择了“尚未决定” 。这一趋势同样体现在了“人工智能挑战”的题目中：英国和中国民众在面临两个选项（“维持现状：将现职位留给已熟练掌握该技能的人类”和“改变现状：将现职位让与机器人”）的版式中，大多数人（81.1%）选择了维持现状，然而在面临三个选项的版式中，选择维持现状的（大多数）比例降至76.6% ，有5.7%的人选择了“尚未决定” 。在这两个题目的研究中， “大多数人”的降低幅度均大于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超过半数的1.9% 。这一百分比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足以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