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捷达停下来了，但那些年保持的习惯还是停不下来。去做头发护理的路上，他花20分钟纠正一名穿轮滑鞋过天桥的青年，然后跨上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黑色的背影摇摇晃晃，在成都市区里穿街过巷。树荫下的婴儿车里传来哭声，他伸长脖子打量；小卖部门前的麻将桌突然传来吵嚷声，他也要侧头探个究竟。
如今他多了一个新身份，视频网站的up主，拥有超过180万粉丝。最近一段日子，因为往日节目片段的爆红，他被几度推上热搜。
“你们可以叫我谭sir”，他纠正到访的媒体，“sir也是警官，它宽泛一些，可以是老师、先生”，他停顿了一会儿，“虽然我曾经扮演过一个叫谭警官的角色，但我扮演回谭乔的角色，我依然能够把它演好。”
成为“谭警官”之前，谭乔的确扮演过不少角色。他卖过草纸、养过猪，当过传菜生、也刷过腻子。收到父亲来信的那年，他23岁，在贵阳邮电局当修理工。
“成都招考一百名交警，你不是想当交警吗。”父亲在信上写。父亲是邮电局的修车工人，母亲是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交警收入不高，但是个“干部”，体面，荣耀。1995年的夏天，谭乔从贵阳回到成都。
过去，工人谭乔关心的只有收入，“换干部当了”，人生开始浮现一些模糊的目标。刚到交警队那几年，谭乔满脑子的新鲜劲儿，很快成为集体中的活跃分子——打手势、比武、喊口令、背条例，各类赛事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第一次被命运眷顾是当交警的第三年，谭乔在路口截获了一个诈骗犯，涉案金额60多万，算是破了个大案。那一年，他在公安礼堂里接受了表彰。他觉得未来的台阶就在面前展开。
在交警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礼堂，最不能忍受的时刻也发生在这里：冗长的会议，文件被逐字逐句传达下来，他在台下，坐不住，一双手不停地在膝盖上摩挲。
谭乔身上的市井底色，让他成为集体中不安分的那一个。上世纪90年代，交警执法，一套动作都有严格规定：伸手，车子靠边；敬礼，出示驾照；根据规定，进行处罚；罚单开好了，请签字。“多余的动作和多余的话都不能有”。可谭乔就是忍不住多说几句，“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违法。”
有一次，谭乔在路口执勤，拦下了一个没有系安全带的司机，司机死活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那时候没有执法记录仪，没有证据留存。谭乔只能学对方“耍赖”，把对方的驾照本往兜里一塞。司机闹到没辙，交了罚款。数个月后，这人专门找到谭乔道谢，说自己前不久在一起高速追尾事件中捡回一条命，全靠安全带。
这次经历让谭乔兴奋，“如果多说一点话有用，那么我愿意多说几次”。之后，他的“废话”越说越多。尽管按规定，这不该是一个交警应该有的举动。
另一些“废话”就更不受欢迎了。在路口执勤时，剧场门口的车停得太满，把路口给堵了，他进剧场通知挪车，后来落了个偷懒离岗的批评，领导指责他，他毫不客气地回嘴，“我偷什么懒？我进去挪车！”
“言多必失”，同事为此没少费唇舌——“你少说一点就没事了”。
集体内部开找问题大会，谭乔少不了是要被喊上的那个，十几个人会议室坐成一排，别人被提到的问题大多是迟到早退，说到谭乔时，大多时候是“不让人放心”。后来很多次开会，谭乔大多是被点名站着听完的。
“骑野猪的人”，单位的老师傅曾经这么形容他，“如果是骑在马背上，别人吹声哨子马还能回头，但是野猪一跑起来就拉不住了”，谭乔自己倒是说，“我就是头野猪！”
“野猪”打小就是不安分的。卖草纸、刷腻子、修电缆时，他脑子里琢磨的，是如何另辟蹊径，“赚更多”，“更不一样”；后来在部队当兵，厌烦了每天的枯燥训练，图新鲜，他便主动申请去喂猪。但现在，在集体，“所有人都一样，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每天都过得一样”，谭乔急切想抓住一些足以明确自身的东西。
在基层的十年，从人民商场，到四川宾馆，又经过了走马街、高升桥，大大小小的路口谭乔守了个遍，仕途无望，他在路口来往的车流里感到沮丧。他在单位也没什么朋友，能说得上话的就三人——喜欢打游戏的，执勤时一块骑摩托的，还有一个爱讲佛学的，三个人凑在一块儿，经常被人调侃，“你们是朋友吗，是病友吧”。
他很少再想关于前途的事，“一个天天在会上挨批评的人，哪里有什么前途呢”。日子在路口和会议室之间变换，完成一天的执勤工作后推开家门，谭乔取下帽子，帽檐上蒙上一层灰，草绿色的制服脱下一抖落，空气中也散满了灰尘。他瘫在床上，“我已经30来岁了，可我什么都不是”。

稿源：(中原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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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节目|「最可怜的名人」谭乔，在等待中失去自己(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