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太极时代，多尔衮虽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左翼四旗的领导者世间之事

世间之事，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与坏、单纯的是与非，就在多尔衮为澄清宇内、构建清帝国新格局而忙碌的同时，居功自傲的情绪和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正在为他自己埋下“毁坟扬灰”的种子。
在皇太极时代，多尔衮虽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左翼四旗的领导者，但他却并未有任何专擅的表现，一直到崇德八年“诸王贝勒公议”的辅政王时，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名次始终是排在多尔衮之前的。不知是多尔衮从诸王的妥协中看到了对手的软弱，还是兄长的崩逝让他没了顾忌，登上辅政王位的多尔衮开始了对权力的追逐，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坐在他前面的堂兄济尔哈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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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尔哈朗是久经政治洗礼的人，父、兄的遭际早已教会了他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因此，当他刚刚觉察到的来自于多尔衮的倾轧时，便采取了主动退让的“战术” ，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官员，公开表示：“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 ”
这个决定的颁布意味着“诸王贝勒公议”的辅政模式已经发生了偏离。十个月后，济尔哈朗的封号被明升暗降为“信义辅政叔王” ，原定的两摄政王平等共理政务模式被正式改造为由“摄政王多尔衮负责裁处国政、辅政叔王济尔哈朗辅理政务、议政王大臣商议国事相结合辅政模式” ，权力仅操于多尔衮一人之掌，他离皇帝也仅隔一个仪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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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太极时代，多尔衮虽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左翼四旗的领导者】不过，谁又能说专权都是坏事呢？至少，多尔衮可以利用这种绝对的权威心无旁骛地实现父兄未尽的事业——定鼎中原。女真（满洲）进取中原的想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天命七年（1622）四月， “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 ”
无论这是否是努尔哈赤深思熟虑后的想法，他的继位者皇太极都将入主中原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当以阿济格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取得燕京后提出由诸王镇守京师、余下主力部队大肆劫掠后回师盛京的主张时，多尔衮予以了断然拒绝：“先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面对八旗官兵“安土重迁”、对移居北京“多有怨苦”的舆论阻力，他也依旧能够坚持自己统一全境的雄心，这无疑是成就清帝国疆域之盛的“专断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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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随着国家权力向既得利益集团的异化，士大夫间自下而上的“非君”思潮日益高涨，对于大多数明朝官员而言，爱国已经不等于忠君，臣节也早已逊位于富贵。据明人计六奇《明季北略》的记载，李自成入宫后，崇祯皇帝的太子即对李自成明言：“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 ”结果，次日主动“投诚”的官员人数达到1300余，李自成对此颇感厌恶：“叹曰：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当吴三桂引领清军入京后，曾有一部分相信清军是出于道义帮助明朝复国的官员寄希望于多尔衮会严惩通贼行为，一时间北京城内群情骚动， “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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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多尔衮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对前明官员五月二日前的罪行悉行赦免， “凡前朝犯赃除名、流贼伪官，一概录用” ，彻底打破明末官场门户各异、互相倾轧的积弊。并且，面对前明朝臣的反对，他的回复再现“专断”之风：“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
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 ”多尔衮虽然对前明官员采取了宽容的接纳态度，但在任用的同时却十分注意对明朝吏治腐败风气的肃清， “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 ”时任吏科给事中龚鼎孳认为新政权对贪官惩处过严，主张应根据犯罪金额分别定罪，却被多尔衮呵斥：“贪官必诛，屡旨甚明，何必论赃多少！”这种毫不犹疑、宽严相济的用人方针，无疑是澄清新朝吏治、确保国家迅速步入正轨的“专断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