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太极时代，多尔衮虽平步青云一跃成为左翼四旗的领导者( 二 ) 世间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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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绝对权威的出现，除了“专断之福”还有“专断之祸” ，这种祸患不但影响到帝国的诸多方面，最终还殃及多尔衮自身。
首先，在人事任免上独断专行。按照顺治年间公布的“睿王多尔衮罪状” ，多尔衮执政期间“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 ，不但以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王一职，还大兴冤狱，迫害肃亲王豪格及其麾下两黄旗大臣，此举所激发的旗籍芥蒂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其次，随着清军南下的节节胜利，多尔衮的骄纵之心渐起，在政务的处置和政策的制定上不再听取合理建议，一些本来积极的政策开始异化，其最明显的表现即谕令“有为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的下达。这些行为不但违背了多尔衮“底定国家，与民休息”、“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的政治承诺，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将尚未平息的各种反抗情绪集中到满汉之别上，而且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倒退，流弊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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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对权力的操控不加收敛。多尔衮的封号在顺治年间历经了由“摄政的叔父王”到“摄政的汗的叔父王” ，再到“摄政的汗的父王”的三次变化，他的权力也依次走向极致。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以“信符收贮大内，每经调遣，奏请不便”为由，将皇帝印信收藏于自己的王府之中， “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虽然若考虑到多尔衮“素患风疾”的身体情况，这种做法从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在皇权至上、主弱臣强的特殊时期，显然过于张扬，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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