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作者:伍路
当我们告诉一名病人,你的肿瘤不适合切除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
常常觉得,作为一名医生,自己有点矛盾。一方面,提供尽可能专业、理性的服务,是我唯一的执业目标;另一方面,我时常陷入一种热血的状态,希望穷尽所有手段,获得超出预期的治疗结果。
2016年5月中旬,我见到了老江。他是一名典型的湖北中年男性形象(45岁),中等身材(173公分),体型适中(50公斤)。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儿是武汉一所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儿子在读大学,已保研。儿女上的学校都很好。老江夫妻供两个小孩读完大学,算是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如病人妻子所讲,“辛苦一辈子,刚到开始享福的时候”。在我们湖北的小县城或者小镇上,这样的家庭很常见。
老江当时的病情概括如下:有慢性乙型肝炎病史、但没有治疗过。2016年5月初外院腹部增强CT诊断右肝巨大肝癌(15公分)伴左侧子灶,认为无法手术切除。病人和家属都不愿意放弃,到我们医院就诊。5月20日我院肝脏增强磁共振考虑“左肝子灶”实际上是左肝血管瘤。遂收住院,拟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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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巨大肝癌,累及右半肝和左内叶。完整切除肿瘤需要做标准的肝右三叶切除术,才有希望达到根治性切除的目的。由于肿瘤负荷的原因,肝移植术和局部消融明确不合适。肝右三叶切除术又叫极量肝切除,切除的肝脏体积常高达85%。顾名思义,术中任何一点额外的肝脏损失,就可能带来剩余肝脏体积不足、肝功能衰竭的后果。这种手术有点像走钢丝,术中术后稍有不顺利,病人就可能把命撂在医院里。
该谈的都谈了。谈到最后,归结为一个问题,“如果是医生的家人,会怎么选”。我告诉她,就算是我的家人,我也不敢说一定会拍板做这个手术。医生的思维方式有点像围棋棋手,即“未虑胜,先虑败”。假设做完右三叶切除术后发生肝衰,怎么办?很可能要做挽救性肝移植。那时会涉及到高额的费用和能否快速匹配到肝源的巨大压力。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术后肝衰的概率呢?比较成熟的办法之一是通过门静脉栓塞术(PVE)栓塞门静脉右支,诱使肝左外叶快速增大。同时栓塞肿瘤供血动脉(TACE)抑制肿瘤生长。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在等待肝左外叶长大的过程中,肿瘤可能发生转移,丧失手术机会。
经过几天的考虑,老江一家拒绝了一期手术切除,决定采取PVE术和TACE术来博取一个相对安全的根治性肝切除术的机会。
老江的门静脉存在解剖变异,门静脉的左内叶支和门静脉右支共干。这样要栓塞的门静脉支特别粗大。因此我们采取了分步栓塞的办法。PVE术后肝左外叶体积从350ml增加到600ml,肿瘤也没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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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静脉的左内叶支和门静脉右支共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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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E术后
万事俱备,我们向手术室要了个正台,由阎振林教授亲自主刀。从2016年8月13日上午9点开始,直到下午4点结束,做了一个标准的肝右三叶切除术。术后阎振林教授疲倦又满足的讲“开这种大手术真是累得医生折寿”。大家都笑了,每个人都能听出他话里高兴和自豪的职业满足感。
术后三天左右出现了少量的胆漏、肝创面感染。我叫了超声,在超声引导下往肝创面放了引流管。我搬个小凳子坐在病人床边,拿甲硝唑反复冲洗,直到清洗液清亮。每天上午冲洗一次,下午冲洗一次,三天后肝创面长好了。术后第七天病人顺利出院。
病理显示,大肝癌周边有多枚子灶。这些子灶肉眼是看不到的。如果做一期肝切除,术者难免会存一点多保留肝脏的意图,很可能就会有部分小瘤灶成为漏网之鱼。
术后一个月时复查各项指标都很好。我认为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临床决策。很庆幸我们选择了这个手术方案。
这种有挑战性的手术是很花精力的,有点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范围了。但作为医生,很难对可以提高疗效的办法选择漠视。当病人给予信任时,医生常常会一头扎进去,克服一个个微小的困难,以期取得超出预期的疗效。
最开始开展PVE、ALPPS这些桥梁式术式时,医院内部有过不同声音,认为不应该让这些手术难度大、风险高的病人占据过多精力。把有限的医疗资源拿来治疗更早期的肝癌病人,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学的原则。这个争议在我院嘉定院区开始运营后戛然而止。我们的医疗资源一下子扩张了两倍。人力、物力都允许我们做更多有挑战性的工作。
术后四年内总体有惊无险。肝脏磁共振看到过一个可疑小病灶影,MRCP看到胆总管内可疑占位,后来都被证伪了。我给老江设计的复查方案是每三个月做一次肝脏磁共振,每半年做一次胸部CT。
这四年里老江的生活发生很多改变。儿子参加了工作,去了著名的“鹅厂”。老江办病退后,自己去广东做点小生意。老江一家很符合我们湖北省劳务输出大省的定位。
2019年,老江肺内出现了一个半公分的小结节,性质不清。肝内没有复发病灶。多学科会诊后给的意见是缩短复查时间,改为每3个月复查一次。彼时我在美国进修,我们通过微信详细讨论了肺部结节的处理思路。老江一家采纳了这个意见。
2020年农历新年前一周,老江过来我的门诊复查,这次老江的儿子陪他来的。肺部结节稍微增大,异常凝血酶原继续升高。PET-CT证实肺部结节是转移瘤。肝内没有复发灶。
我们计划春节后对肺转移瘤做治疗。没想到老江回老家后,影响全世界的COVID-19爆发了。疫情期间治疗不便,老江开始吃索拉菲尼,手足反应太重而停药。四月份疫情缓解,老江过来做了放疗。复查后肺转移瘤缩小至1/3,肿瘤标记物降到正常水平。
2021年8月底,仑伐替尼进了医保。我第一时间告诉老江,让他去当地医院开了仑伐替尼。
这五年时间,老江不仅积累了“积粮防饥”的物质基础,也等来了新的药物。
讨论完复查结果,我和老江拉了会家常。老江的表兄弟,也查出来肝癌,瘤子不大,当地医院建议开刀,但他没有接受。半年左右肿瘤进展去世了。
我没有见到该名病人的资料,不好置评。就问他有何感想?老江告诉我,人在,日子就会越来越好。病退之后,老江领上了退休金。随着异地转诊、医保支付范围扩大,看病的开销变小了。手术后老江很快恢复了工作,收入稳定。家里两个小孩,都工作自立了。现在有钱、有时间、有药,老江对未来很有信心。
我很受触动。出于行医和临床科研多年养成的习惯,我通常用已有的循证医学证据或经验来做临床决策。老江的话提醒了我,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思考问题。
2016年是肝癌的变局之年。PD-1和仑伐替尼在肝癌上的初步数据都很亮眼,隐现曙光。但彼时我仍想不到,我们在短短五年间,得到PD-1、PD-L1、仑伐替尼、多纳非尼等肝癌新药,然后迎来国产替代和集中采购带来的亲民低价。
时间真的是医生和病人最好的朋友。
当我们谈论肝癌根治性切除时,我们谈的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戴维斯双击”的生存获益。病人建立了慢病管理意识。通过抗病毒治疗、戒酒、健康饮食保护肝脏、延迟肿瘤复发。通过定期复查,及时发现肿瘤复发。初诊时的中晚期肝癌,复发时可能是早期肝癌。这五年里,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都在进步。多了五年,等到了新药,等到了降价,是赶上了社会和医学的好时候。
【 pve|肝癌5年等来了医学的进步,他说:人在,日子就会越来越好】这篇文字是对第二名老病人、老朋友的故事纪念(征得病人及家属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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