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沉默的大多数|对话《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

上映首日 , 《隐入尘烟》仅收获了36.08万票房 , 排片占比为2.3% 。 尽管它是自2019年以来首个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 , 也是今年目前为止豆瓣评分第一的院线片 , 但目前看来 , 它的光芒还没有在票房市场充分散发出来 。
即便是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 , 36.08万的成绩也难免令人惋惜 , 但作为导演、编剧的李睿珺却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 在他看来 , 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 “一直在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 没有饿死 , 还有一些节展愿意邀请我 , 还有机会通过院线让观众看到我的作品形成交流 。 ”
在上映前 , 毒眸和李睿珺导演聊了聊 , 他正在研究下一部影片的剧本 , 在自己的“苹果园”里等待下一棵成熟的“苹果树” 。 不论是上映还是入围的消息 , 比起从前刚开始拍电影获得认可时的激动 , 如今的李睿珺都能更平静地去看待了 。
一直以乡土为命题的他 , 每部影片都在从不同的维度来拍摄自己从小长大的村子 , 这一次的故事是围绕着爱情展开的 。 由职业演员海清和非职业演员武仁林主演的《隐入尘烟》 , 讲述了处于农村边缘的一对夫妻 , 一步一步逐渐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 但最终又回到原点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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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拍摄于2020年 , 那是疫情刚刚席卷全球的一年 。 拍摄过程中有焦虑、有挣扎 , 但这些贝壳中的“沙砾” , 最终磨出了成片的“珍珠” 。 在这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节 , 李睿珺说在《隐入尘烟》中最大的收获是耐心 。 对于当下的电影行业来说 , 或许都需要对眼前的事物多一份“耐心” 。
创作像种苹果树
李睿珺把自己创作电影的方式比喻成“种苹果树”——脑子里面有五六个故事一直在转 , 哪一个先圆满了 , 就先拍哪一个 , 就像在一个园子里种苹果树一样 , 哪棵熟了就先采摘哪棵 。
“种树”的过程是漫长的 , 以《隐入尘烟》为例 , 最早有这个故事的初步想法还是2012年的事情 。 用了六年的时间 , 李睿珺才终于感觉故事在脑海中已经琢磨完整了 , 于是在2019年 ,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把剧本写出来 , 并修改、定稿 。
尽管《隐入尘烟》讲述的是两位在农村处于婚恋市场底端的男女——特困户马有铁和小便失禁的贵英的故事 , 但在李睿珺看来 , 其实生活中的每一个集体里都有这样的人存在 , 而很少有人把目光移向他们 , “一个公司里、一个班级里 , 都会有特别出众和活泼的 , 也有闷闷地坐在角落里面不被关注的人 。 他们的情感活动和心理活动 , 如何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自处 , 如何跟周边的一切建立联系 , 这个很值得去讲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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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创作原点 , 李睿珺开始构思这个故事完整的结构 。 等到剧本写作完成后 , 脑海中放映了无数遍的关于“贵英”形象 , 与几年前在影展上相识的海清老师重合了 。 于是他试探性地把剧本发给海清 , 问问她感不感兴趣 , 结果海清看完之后表示很喜欢 。
尽管海清一直很希望能在角色上有所突破 , 但贵英这一农村妇女的形象 , 和她过往大多数时候饰演的角色有着太大的反差 , 难免有所犹豫 。 然而 , 李睿珺是有信心的 。 “我当时告诉她 , 我只要两个条件 , 第一是给我充分的信任 , 第二是给我充分的时间 , 我就一定能把她变成贵英 。 哪怕做不到100% , 起码也能做到80% 。 ”
找到沉默的大多数|对话《隐入尘烟》导演李睿珺】职业演员的生活化、非职业演员的专业化 , 这两个难题对于每个导演而言都是考验 , 而李睿珺需要在这一部戏里同时解决 。 原因在于 , 男主角马有铁在片中有大量劳作的镜头 , 对于没有干农活经验的人来说 , 很难短时间内学会 , 于是李睿珺决定由自己的姨夫武仁林来扮演 。 尽管他之前也在李睿珺的电影《老驴头》、《白鹤》中有过表演经历 , 但担任男主角还是第一次 。 而女主角贵英劳作的时刻很少 , 却有着情感十分细腻的部分 , 更适合职业演员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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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能对自己充满信心 , 是因为李睿珺在过往的拍摄中积累了训练演员的心得 。 在《老驴头》当中饰演女儿一角的张敏 , 是李睿珺的爱人 , 也是专业演员出身 , 拍摄前为了让她进入角色状态 , 每天都让她去铲沙子、开拖拉机 , “你跟她说要领 , 她是体会不到的 , 她只能在实践中去自己体会 , 去感受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女性的那种艰辛和不易 。 ”
同样的方法也被运用在了海清和贵英的身上 。 李睿珺让海清在拍摄前一个月就开始体会生活:先是从打扮上完全变成一个农村妇女;然后在语言上一直保持用方言沟通 , 创造语言环境;生活上也住在姨父家里 , 有时跟着姨父去赶集 , 晚上一起看看电视喝点酒 , 对一对台词 。 浸泡在农村生活里的海清 , 一直被村子里的村民们误以为是姨父家的亲戚 , 直到电影正式开拍剧组就位 , 村民们才逐渐意识到居然来了个大明星 。
为了保证拍摄进度 , 每到演员拍不下去的时候 , 李睿珺也会主动站出来示范 , 从情绪到台词到走位 , 他都能给出十分清晰明确的指令 , “我一般是很少给演员去做亲身的示范和表演的 , 但假如给了演员20多次机会 , 还是一直没状态 , 那我会果断说按照我的方式来 。 ”
这依赖于他在“种苹果树”时的充足准备 。 不同于有些导演倾向于在现场找感觉 , 李睿珺在剧本创作阶段就会把这部电影在脑海中放映无数遍 , 这让他在现场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
作为一部拍摄了一年四季的影片 , 李睿珺最大的收获就是得有耐心 。
比如一个非职业演员和一个职业演员搭戏的时候 , 有时这个人状态好 , 那个人不好 , 有时那个人状态好 , 这个人又不好了 , 每个镜头拍二十七八遍是常态 。 但为了影片的质感 , 就得让演员一点点进入 , 不能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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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自然光 , 李睿珺发现每天太阳刚落到彻底黑死之间 , 差不多有15到20分钟的时间是最美的 。 要把握住这个天光 , 就只能带密度地拍 , 每天拍一点点 , 一场戏拍个三五天 。 同时 , 还要照顾戏里会出现的庄稼、动物 , 因为要接上戏 , 所以不能让它们变化太大 。
“农民是靠天吃饭的 , 我们也是靠天吃饭的 , 农民等粮食能等一年 , 我们拍一个电影为什么不能多等两天呢?”李睿珺感慨道 。
外部环境也在考验着他的耐心 。 《隐入尘烟》的拍摄时间是被人们称之为“疫情元年”的2020年 , 彼时 , 电影行业的每个人都还不知道怎么在疫情的笼罩下工作 , 一种关于未知的焦虑蔓延在每个人的心间 。
因为疫情 , 有些工作人员可能临时不能赶来 , 剧组里的工种频繁换人 , 每次来都要交接一遍 。 拍摄要用到的设备能不能及时运到 , 也时刻牵动着整个剧组的心弦 。
最要命的是 , 资金也变紧张了 , 原先谈好的资金因为疫情出现了一些变数 , 李睿珺只能拿自己的钱先拍着 。 总共分五次拍摄的影片 , 李睿珺需要在每一个阶段拍摄时再去找下一个阶段的钱 , 分批次把钱慢慢凑够 。 据李睿珺透露 , 因为疫情而产生的额外支出 , 大概是原预算的20%左右 。
但塞翁失马 , 焉知非福 。 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 , 李睿珺还是有乐观的角度 , “当时全国能开工的剧组就没有几个 , 这反倒让剧组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能静下心来干好眼前的活 , 因为能有活干本身就不容易了 。 ”
两个柏林
耐心加上静心 , 让《隐入尘烟》成为了疫情后唯一一部得到欧洲三大电影节认可的华语佳作 。 得知自己入围柏林主竞赛单元的时候 , 李睿珺还来不及高兴 。 因为当时他的父亲生病住院了 , 影片还有许多后期工作没做完 , 脑子里闪过的更多是现实问题如何解决 。
“如果真的要说高兴的话 , 可能还是2010年《老驴头》入围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的时候吧 。 ”那是李睿珺生涯的起点 , 是他认为自己第一部有自觉意识去创作的作品 。
李睿珺最早是学美术的 , 那时的他喜欢看动画片 , 志向本来是考动画专业 。 后来受到老师和学校招生的影响 , 他选择了影视广告专业 。 尽管专业的培养方向是广告导演而非电影导演 , 但在影片分析、视听语言的课程里 , 李睿珺得以观看并学习了大量的经典电影 , 才开始真正对电影着迷 。
毕业之后 , 李睿珺先去电视台打工 , 赚钱糊口 , 业余时间写写剧本 , 希望能找到一个拍电影的机会 。 工作了三年之后 , 还是没有机会 , 他决定自己想办法 , 于是拍出了《夏至》 。 在李睿珺看来 , 《夏至》是一个不自觉的创作 , 只是为了弄清楚自己究竟能不能干这一行 ,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学生作业 。 到第二部《老驴头》的出现 , 才是真正第一个他认为必须要表达出来、必须要按照自己的美学来拍的故事 。
《老驴头》的预算只有30万 , 整个剧组只有7个人 , 一杆话筒 , 一个HDV , 两盏红头灯 , 加一些200瓦的灯泡 。 全剧组都住在姨父家 , 拍了20多天 。 李睿珺也有过犹疑 , 他不知道这样“粗糙”的作品究竟能不能算是一部电影 , 但柏林电影节的认可给了他这颗定心丸 。 这让他确信 , 一部电影的关键 , 不在于外在的形式 , 而在于它体现出的导演的美学、叙事能力和整体把控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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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艺术的表达形式之一 , 比起他儿时学的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 , 李睿珺认为电影有其特殊之处 , “首先它要花很多钱 , 其次它需要很多人默契的合作才能完成 , 这当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 缺一不可 。 其他的艺术创作你可以靠自己一个人搞定 , 但电影不行 。 ”
这也让他觉得 , 自己一直以来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 。 他认为这个行业里有才华的导演特别多 , 但他们在要拍一部电影的时候 ,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无可奈何 , 最后推进不下去 。 “没有机会拍第一个 , 可能就没有机会拍第二个第三个 。 但我能这么一部接着一部地在拍 , 并不是说我就是最有才华的 , 我觉得真的是运气好 。 ”李睿珺说 。
在后疫情时代 , 电影行业仍然没能完全适应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 市场等待复苏 , 资方等待盈利 , 文艺片只能在更小的夹缝中生存 。 李睿珺自己也能感受到 , 和他同道的电影的从业者所处的环境是十分艰难的 , 但难有难的做法 。
“任何时代它都会分阶段 , 有好的阶段就有不好的阶段 , 人总要去经历这些 , ”李睿珺说这件事就像天气一样 , 有阴天就有晴天 , “但好在 , 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 , 而是大家都站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