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大明王朝“无为而治”的原则

“从洪武之治的“涤荡漠北” ，到永乐大帝“五出三犁”对漠北的震慑，即便是已经精疲力竭的大明王朝还是会产生王者无疆的错觉。正是这种错觉，仁宣之治这种盛世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边疆军务的有所懈怠。早期所建立对蒙古诸部的军事优势，也在无形中消失殆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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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大明王朝“无为而治”的原则】明洪熙宣德年间山西长城防御体系的懈怠时期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永乐大帝朱棣在第五次北伐回师途中驾崩。将后世称颂为“威德遐被，四方宾服”且“幅陨之广、远迈汉唐”的大明盛世江山留给了皇太子朱高炽。
永乐盛世风光的表面下，北征蒙古、南击交趾、远航西洋、迁都北京等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严重透支了大明王朝的国力，空前的消耗使得正式即位并改年号“洪熙”的朱高炽不得不面对“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的现状。
朱高炽的一生，堪称人生无常。在其二十年的王子和两年的皇子人生中， “肥硕，腰腹数围”的朱高炽并未得到明成祖朱棣的欢喜，反而更喜欢桀骜不驯的朱高煦；即便因“长嫡承继,万世正法”被立为太子，二十年的太子生涯中又屡遭危机差点嗣位不保；终于熬到47岁当上皇帝，在位不足十个月却驾崩了。
虽然只有短短不足十个月，在猜忌和权力斗争中历练多年朱高炽迅速调整和改变了永乐时期开创、扩张的国策，实行内敛守成的治国方略，开创了大明王朝最重要的“仁宣之治” 。其子明宣宗朱瞻基则全面实施并完成了“仁宣之治” ，使得出现了“四境无虞，百姓安业，几于小康”的恢复局面，称之“明代极盛之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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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行乐图投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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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行乐图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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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行乐图锤丸
在边疆军务方面，明宣宗亲自撰述《帝训.武备篇》告诫群臣：“武备之要有三，一曰储将，二曰养士，三曰广储蓄” ，只有“中国安兵食足” ，才会“边周固” ， “四境晏然” 。以洪武时期形成的防御格局为参考，永乐时期的恢复程度为基础，重新设置了大明王朝北疆的防御格局。
首先，一改永乐时期“扶弱抑强，分而御之”的策略，给予蒙古诸部一视同仁的安抚。洪武、永乐时期的军事征伐，蒙古诸部“分散而微弱，纷杂而无统” ，时至仁宣时期，蒙古诸部仍处于分裂争夺之中。本着“抚以宽简”的原则，在军事上采取了“不治而治之”的策略，彻底放弃了对蒙古的征伐。
这种“无为而治”无疑是“仁宣之治”得以实现的保障，但也致使蒙古高原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瓦剌得以全力对伐鞑靼，并最终将其攻灭迅速坐大。以至于最终控制了兀良哈三卫，令大明王朝无力与其争锋。
加之“厚往薄来”的大国风范以及朝贡制度的不完善。游牧民族希望的对等贸易不被允许，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加“朝贡”次数和使团人数，借助朝贡实现贸易的目的。王者无疆的错觉以及大国姿态不时提出诸多限制条件，使得矛盾不断加深直至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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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遣大将以总兵官身份镇守各边镇，同时另遣参将佐之。洪熙元年二月“颁将军印于诸边将” ，总兵镇守制度成为定制并沿袭不废。至宣宗时，不仅延续总兵制度，还礼待免其朝贺，令其专心镇守。
自洪熙元年始，明朝文治的色彩逐渐呈现，文臣势力开始渗入北疆军镇体制。尤其是肇始于永乐年间的宦官出镇，至洪熙年间已成为定制，形成了“以宦官镇守，则与文、武官员并置，因袭为常”的局面。虽告诫其不干预军政，但“内官在边卫者，挟势恣肆，非总兵所能制” 。这种内部存在的隐患，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北部边防的防御能力。
再者，调整兵力部署和防御设施修建。
以山西为例，仁宣时期大明王朝转攻为守，大同则沦为边境，卫所大量回迁。洪武三十年（1402）拱卫京师移入“北平之地”山西行都司等卫所俱于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复隶，玉林卫调至大同右卫城；云川卫移至大同左卫城，下辖左、右、前、后五所；镇虏卫（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还旧治，仍属行都司。宣德七年（1432）五月，新置山阴守御千户所和马邑守御千户所。至此，山西行都司领卫由永乐年间的7卫增至12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