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青年，涌向三线城市音乐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吴怼怼（ID：esnql520），作者：耳东陈，监制：吴怼怼，原文标题：《三线城市音乐节，成了一线青年的“代餐”》，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8年底创建的豆瓣“音乐节”小组，如今有近4万成员，小组新晋发布的帖子，在讨论阿那亚、楠溪江、太湖、青岛、万宁的音乐节。
有人通知音乐节定档/延期，有人分享刚刚蹦过音乐节的鲜活感受，有人在求票，有人弱弱吐槽越来越贵的票价，有人在转票……
类似的景观在2019年创建的“一起去看音乐节”小组里再次呈现，在这个约伴目的更明显的小组里，还能看到另外一种景象——住在北京的人开车去阿那亚看虾米音乐节，住在上海的人尝试约同城小伙伴一起前往太湖湾，广州深圳的人跑去福州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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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青年，在去三线城市蹦音乐节的路上。
这并非孤例或错觉。事实上，后疫情时代，跨城看演出稀松平常。
据《2021中国演出行业数据洞察报告》， 2021年，音乐类演出呈现明显的下沉趋势，二三线城市的演唱会音乐节票房，已经超过一线城市。近四成消费者选择跨城看演出。
音乐节还是音乐节，它撬动地方经济的同时，用拼盘演出方式，谱写着青年文化的分支。
音乐节又不再只是音乐节，三线城市自造的厂牌，飞涨的票价，后疫情时代旅行和演唱会的“代餐” ，人们从各地奔赴音乐节时，隐约怀揣着对平常与自由的渴望。
一线城市逐步“失去”音乐节
下沉于中国音乐节而言，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自2013年全国户外音乐节数量过百，遍地开花，很长一段时间，各大小音乐厂牌都在尝试走遍全国。
中国首个音乐节迷笛走出北京，在山海关以东散播摇滚种子的同时，也没忽略长三角和珠三角。
日照、镇江、上海、深圳……迷笛所到之处，摇滚精神故乡。
比迷笛晚出生的简单生活节、草莓音乐节、热波音乐节们，一面背靠不同音乐人、制作人打出各自辨识度，一面也在不懈点亮各自星球的路上越来越远。
一些厂牌“集邮”城市的同时，另一些厂牌与城市开始深度绑定，比如仙人掌与成都，西湖音乐节与杭州，雪山音乐节与丽江。
发端于一线、新一线城市并逐年增长的音乐节给市场释放出了不少积极信号。
于音乐行业而言，井喷的音乐节给音乐人提供了更多演出的机会。自唱片时代被数字音乐冲击取缔起，倚靠实体专辑就早已不是音乐人的好出路。
流行歌手能通过上大众节目赚得生活来源，小众歌手和半地下性质流派的音乐人，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很窄。
音乐节的拼盘性质给这些音乐人提供了土壤。
此外，音乐节井喷的时期，与中国网络歌手成长时期大幅重合，音乐节自2004年起从个位数上涨至十位数，到2010年前后开始稳步走上高速发展期。
据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 2010年，国内音乐节在数量上实现109%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全国音乐节的数量已达到100多个。
音乐节数量增加的同时，对演出嘉宾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那些从网络走红的小众歌手，便开始借着音乐节提供的舞台，与听众见面。在网易云音乐的《中国音乐人生存现状2016》中，六成音乐人有过线下演出经历，他们的舞台，除了酒吧、livehouse ，还有音乐节。
饭圈在“养成系”偶像时，音乐节也在“养成”音乐人。
房东的猫、沈以诚、隔壁老樊等人，在网络走红后，音乐节都成了滋养他们音乐路的下一站。
即便在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表明，能够实现盈利及品牌运作的微乎其微，但音乐节扎堆出现的现象，并未停止。
除了给业内释放出就业信号，音乐节给地方文旅和品牌联名，也提供了新想象。
2000年迷笛音乐节创办初期，盈利模式并不清晰，迷笛音乐节与迷笛音乐节深度绑定，与其说是有商业性质的音乐节，说它是豪华版“校园文艺汇演”更贴切。
真正确立音乐节盈利雏形的，是2004年音乐人黄燎原在银川策划的“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露天音乐节。
这场音乐节，汇聚了崔健、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眼镜蛇乐队、庞宽、超载乐队、张楚、指南针乐队、汪峰、二手玫瑰、左小祖咒等18支中国摇滚乐中坚力量，三天到场12万人次，票房总收入68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