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明朝太监干政，有其特殊的权力和特有方式

在明朝中期后，太监的干政现象是比较严重的，虽然明朝的太监没有能像晚唐那样，能扶立或废去皇帝，但明朝太监对于朝政决策的干预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由太监掌控的司礼监，拥有特殊的权力，并有特有的干政方式。
明中叶以后，朝中出现了明朝特有的一些较奇怪的现象，有好几位皇帝都有懒政、怠政状态，不喜欢上朝理政，而喜欢以他们所幸趣的方式去满足各自的特殊爱好。或喜欢斗蛐蛐（如宣宗朱瞻基），或酷爱玩猛兽（如宪宗朱见深），或爱好炼丹方术（如世宗朱厚璁），或爱吃春药、爱女色（如穆宗朱载垕），或喜欢敛财聚宝（如神宗朱翊钧），或酷爱干木匠活（如熹宗朱由校）等，他们忙碌着玩他们所幸趣的，感到很过瘾，而不喜欢上朝理政。于是，这便让宫中太监有了可乘之机。因为明朝这些深居宫中，或忙于玩乐的皇帝，需要身边的太监来辅助他们，一是代理他们处理朝政，比如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皇帝“批红”等；二是需要太监来制衡内阁大臣，让司礼监掌印太监去制约内阁首辅等。
而正是皇帝需要太监辅佐，因而，明朝的太监便充分利用皇帝重用他们的机会，伺机揽权擅政。
明朝太监干政，有其特殊的权力和特有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代太监有代行皇帝“批红”的特殊权力，这是太监们借机干预朝政、擅自作决策的重要方式。
众所周知， “批红”原本是皇帝的特殊权力，是皇权至上重要体现，是皇帝行行使决策权的具体手段。皇帝正是通过“批红”来对重大事件作出决策，对各部各衙门上奏的方案进行审批。
更重要的是，内阁所票拟的文件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阁臣们的“票拟”若未经“批红” ，便成了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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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内阁以及皇帝直管的一些机构上报的文件往往是比较多的，皇帝处理不过来，便让司礼监的宦官辅助处理，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代行“批红”的惯例，成了一种默认的制度。
而当宦官有了“批红”权，便有了代行皇帝决策的部分权力，进而也有了制约内阁的重要权力。
当皇帝懒政、怠政时，皇帝的“批红”权常被宦官所掌握，司礼监的太监代行皇帝的决策权，如由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或掌印太监代为阅览并“批红” ，这相当于替皇帝作决策，这是干政的很重要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状况，那就是由于皇帝尚年幼（比如明英宗朱祁镇登基时才九岁），显然还不太懂得对奏章进行“批红” ，这便让王振等有了可乘之机，英宗年幼时，有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辅佐，王振才暂时不敢干政，但在张氏和“三杨”去世后，王振便开始擅政了。
明中叶后，那些厌政怠政的皇帝往往长期不上朝理政，而他们又想牢牢抓住皇权，自然不敢代行“批红”的权力交给内阁大臣，但是，他们又不想理政，于是，便让他们身边的太监来代行“批红” 。
而当代行“批红”的权力掌握在司礼监太监手里，司礼监的太监等于是代行行使皇帝的部分权力，也就是有权替皇帝作出部分决策权。如此一来，太监就有很大的机会可是干预朝政。
黄宗羲非常深刻地指出了明朝宦官干政的巨大危害，他说：“宦官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去无几，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宦官，无奉行阉官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富，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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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
显然，在黄宗羲看来，汉、唐、宋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干，而明代却有奉行阉官的朝政，朝中大权由宦官所把持着，朝政成了宦官的朝政，内庭的各方面权力皆比外庭优先，太监干政严重破坏了朝廷政局，造成畸形的专制和腐败。
第二，明朝太监掌握着上呈奏章、传宣御旨、核审盖印等各个环节，在大臣上奏和皇帝传旨的过程中伺机干预，拦截奏章上报，阻止圣旨下传，甚至矫改旨意或假传圣旨等。太监从这些方面进行干政，使朝中大臣很准应对。
明朝自宣宗时起，便大大加强司礼监的权力，而其中的一项权力，便是掌控着上呈和下传的政令传递途径。在大臣上奏章的过程中，在皇帝下传圣旨时，太监皆有机会在各种环节进行干预。比如，扣住奏章迟报、留住圣旨迟发，或者审核盖印时拖时间甚至矫改旨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