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不同历史时期，封驳官行使封驳权有哪些方式？( 二 )

《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制，给事中四人，掌侍左右，分判省事， ……见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在制度上了赋予给事中涂窜奏还之权。此外，除了给事中有权对诏敕进行涂改以外，门下省的其他封驳官（侍中、黄门侍郎）也享有同样的权力。
宪宗时期，李藩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代表门下省签署制书，因为他的反对，打消了王锷兼相案，其采用的封驳方式即是用笔直接涂改了诏书上的“兼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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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封驳官用涂归的方式进行封驳的典型事例。
所谓“批敕” ，是指封驳官对制敕若有异议，可将其异议书写在另一白纸上，是谓“文状” ，然后将制敕随同文状一起封还。
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在表达对某项制敕的异议时，采用的是直接在黄敕上进行批示的方式。一旁的小吏认为此举似有犯上之嫌，若对敕书有不同意见，应当附于另一张白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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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藩道：“另外附纸，只能叫‘文状’ ，怎么能算是给事中的‘批敕’之责呢？” 。
李藩还因批敕的行为被统治者认为有宰相之器，不久就被提拔为宰相。李藩直接将异议写在制敕上，其做法是对的，所以宪宗觉得他很合乎给事中之做法。只是主事之吏很少见到如此做法，且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下，皇权具有最高的权威，黄敕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体现，直接在黄敕上进行批改的方式较为激进，并非主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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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封建王朝，对于皇帝的诏令，作为官员随意进行涂抹修改是不合礼法的，并且极有可能会触犯皇帝的权威，因此也很少有此相关的事例佐证。 “涂归”与“批敕”这两种方式均是对制敕文书直接进行批改，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所针对的制敕施行阶段的差异。
“涂归”主要在中书省草拟诏书至门下审核时，封驳官认为有须驳正之处，对其加以涂改并封还。而“批敕”主要是指此时诏书到了统治者手中，封驳官对其有异议而对其进行修改的行为，通常应该在文书后另附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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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 “涂归”是指封驳官对未副署草案的修改，而“批敕”是针对正式制敕文书的修改。
（3）执之不下封驳官在封驳时还有一种较直接封还诏书更为温和的方式，即暂时扣压诏书不下放。如德宗贞元元年（785年），给事中袁高执制书上奏，以卢杞曾有劣政、不宜任新职为由反对太宗对卢杞的人事任命。
此时，给事中固然可以直接封还制书，但如果做的更温和些，在形式上是谏议，而实际仍然是封驳性质的做法即给事中将此草诏暂执，另行提出奏议，即所谓“停诏执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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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给事中袁高就是采取的这种方式，此时上奏还可联合志同道合的群臣，共同上奏，或分别上奏，对君相形成集体压力。卢杞案除了给事中袁高上奏表示反对以外，还有补阙陈京、赵需等上疏论奏。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减少制书之错误，或减少实施之困难；
另一方面，对于不合理的制书，亦可形成压力，迫使统治者收回成命。在此案中，给事中袁高对此所采取的封驳方式除了再三力奏不可之外，还对任命诏书“执之不下” ，最终使得德宗打消原意，卢杞被改任为上佐，封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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