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是非功过汉武帝，五本书回首两千年前的熠熠闪耀( 二 )

司马迁在《史记》里用“汉兴五室，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的精短总结，概括汉武帝一生的事迹。即对外用战争手段开疆拓土，汉武帝时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主体部分；对内建立治国方略和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然而，就因为汉武帝太能干了，免不了刚愎自用，与汉朝的强大如影随行的，是奢侈腐化的日益滋长，到汉武帝晚年时，更加明显。
汉武帝喜欢享乐，大兴土木，挥霍无度，这些活动，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上行下效，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腐化。至汉武帝统治后期，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汉武帝思想上“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内暴外宽，儒表法里。任用酷吏，整顿吏治，即是内暴；详延天下方正博闻文学儒术之士， “用经术润饰吏事” ，便是外宽。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 。武帝的“好用酷吏，为治多暴” ，他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西汉初期诸帝主张的“无为而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在两汉政治统治中显得极为突出。
这些酷吏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嗜杀成性，且以“杀人行威”为治。由于杀人多者不但不会受到处罚，反而还可得到武帝的重用，面对武帝的支持，他们更是要大开杀戒了。
汉朝初期，在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的六七十年间，实行政简刑轻，在他们统治的六七十年间，任用不过两三个酷吏。而到了武帝统治时，他为了加强皇权，专制政治，大批任用酷吏，企图对吏治进行大力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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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
值得庆幸的是，就在危亡存于旦夕之际，汉武帝及时醒悟并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悬崖勒马，改玄易辙，调整了政策。并公开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深表悔恨。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把原来的错误都归罪于自己，所以后人将其称为《轮台罪己诏》。
从此，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而是殚精思虑，埋头发展，增强自身实力。凡是伤害老百姓或浪费天下财物的事一概不做。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救了当时濒危的局势，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因而使汉朝没有陷入秦末的厄运。司马光为此评论说：“这正是汉武帝之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 ，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施以宫刑。
就在司马迁夜以继日地写《史记》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从天而降。公元前99年，司马迁的好友李陵奉汉武帝之命出征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借机问桀骜不驯的司马迁该不该杀李陵全家。司马迁想都没想，说：“李陵带5000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几万匈奴鏖战，虽败犹荣！依我看他是假投降，一定还会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汉武帝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叛徒强辩，是不是存心反对朕？”下令处以司马迁宫刑。司马迁遭此横祸，本想一死，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忍辱负重，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巨制。
司马迁的《史记》客观公允，却对刘彻颇有微词，暗藏讽刺。
刘彻暮年读《史记》时曾数度被气得吐血，但他并没有效法秦皇焚书坑儒，反而让这部书流传了下来，千年之后，中华儿女并没有否认他的伟大。冥冥之中，千秋功过留与后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