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二 )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 。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 。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 。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 。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 。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 。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 。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 。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 。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 。奸巧不生则民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 。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 。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 。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 。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 。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
【翻译】
但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 。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 。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 。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 。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 。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 。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也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 。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 。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 。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 。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 。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 。—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 。—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