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采信证言断章取义，完全忽略被被告人有利的证词，截取对其不利 。且该证言并不能证明赵某与他们沟通过承认车的事宜 。
1.郑州铁路局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权力对赵某的工作职责定性，这属于越权 。
2.这两个证言中对证人重点强调的“路局（郑州铁路局）按照国家有关确保重点物资及重点企业运输的有关规定和铁道部的相关要求，确定各局的装车去向，然后由计算机审批”的等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忽略，而这恰恰证明装车去向是由计算机审批，任何人无法代替 。
3.这两个证人证言证明：赵某没有因此事找过他们，也就是说，赵某没有利用过工作关系，由于计算机审批，也没有工作关系可以利用 。
一审法院如果要将其作为认定赵某构成受贿罪的证据之一，必须能够证明赵某因杨某之事找过他们，赵某如果只是因其他工作与他们有联系，则与本案无关 。
（三）、关于赵某的庭前供述
一审法院采信赵某庭前供述作为认定其受贿的依据，不符合逻辑，属于有罪推定 。
1.关于赵某录音录像显示其工作职责，向铁路相关部门反映潞安运输需求，协调承认车总数等的… 。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上述工作职责，并不等于被告人就杨某之事与有关部门协调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有职权就一定利用完全违背逻辑，难道法院的法官，有判案的权力就一定要利用吗？完全是有罪推定！
2.赵某在供述中也强调：我说给你问问，于是就打电话问高某能否办成此事，高某说行，但也得求别人 。
这充分说明，被告人在最初就是给杨某找第三方代理，自己做中介人 。
辩护人认为：赵某无权决定郑州铁路局承认车、长治北站的发车事宜，其无职务可以利用；一审法院只有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赵某因杨某之事，利用工作关系找过有职权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仅仅只证明了赵某的工作范围 。如果不能证明，就不能定罪 。
（四）关于一审法院采信的控方提供的其他证言证明被告人赵某的工作范围的证据
辩护人认为，即使赵某在工作上与郑州铁路局有联系，并不必然等于赵某利用此为杨某谋取利益，法院混淆这两者的概念；只有赵某向郑州铁路局特别提出要为华润电力湖北分公司配车，郑州铁路局利用自己的权力承认，赵某才有可能与郑州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共同构成受贿 。
但是本案中，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个人证明、或承认或知晓赵某为华润电力湖北分公司的事找过哪个国家工作人员 。
综上，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判案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片面认为被告人赵某收钱，赵某即使本人没有工作上的职务，一定是利用了他人的职务便利；但本案中又没有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 。一审法院没有排除合理怀疑，但是，本案中，恰恰被告人是找了第三方，自己是中间人 。
五、一审判决认定赵安锋构成受贿罪不符合逻辑
被告人将绝大部分业务费约定并实际归属他人也充分说明赵安锋没有职务便利可以利用 。
假如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给他人钱；利用自己的职权，让与他人收益，这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逻辑 。
被告人给付高某130多万元，给付王兴旺70多万元，充分说明，被告人没有职权可以利用 。
一审法院的逻辑推理是，赵安锋收取了钱，赵安锋是山西潞安集团煤炭运销总公司的运销公司驻郑州办事处的职员，因此赵安锋就是利用的职权构成受贿罪 。辩护人认为这属于主观归罪 。
（一）、赵安锋收取钱的定性应当是中介费，不论数额大小 。
即使法院否认赵某将70多万元给了王兴旺，相对于杨某的业务协调费500万元的收入，赵某收钱的定性不应当取决于钱的数额 。
首先杨某收取的是业务协调费，高某收取的是中介费，同样一笔费用，赵安锋就定性为好处费，没有法律依据 。
（二）、从逻辑情理上讲，如果赵某有职权可以利用，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将130多万元给高某 。
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赵某在2007年利用职权已经帮杨某提高了煤炭运输的兑现率，却在2008年还要找高某协调，并将130多万元给其，这是不符合逻辑推理 。
从而也就得出结论，赵某在2007年也是通过他人协调的，并非利用职权 。
综上，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已经表明被告人赵某不属于潞安集团运销处；其没有签订合同、安排运输计划、安排请求车、安排承认车、安排发运的职权 。被告人不是郑州铁路局的人员，其工作上也没有任何主管、负责、承办承认车的职权；其单位或本人与郑州铁路局都没有任何隶属、制约关系，被告人也就没有任何职权可以利用；被告人也没有与潞安集团、郑州铁路局中任何一个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就华润电力湖北分公司的兑现率协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