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用了邓稼先几几年发明了氢弹( 二 ) _知识分享

摘编自中国核工业《“搞定”第一颗氢弹的轻材料》
03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口述
\"如果能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么成功\"
从决定要突破氢弹开始，我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氢弹的原理试验工作，主要负责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当时九院的总负责人是邓稼先，他明确告诉我：“老王，如果能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么成功。如果失败，那是更艰巨的任务，你要说明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这次氢弹试验采取地面实验，因为所有的测量设备都在地面，聚焦对准爆心,有利于安排的物理诊断测试项目，然后才能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实验。我们有500米、1000米、1500米的地下工号，工号顶上都是探头，探头都对准爆心，有六个确保项目一定要保证测量到。当时任务很艰巨，大家都全力以赴，也准备得非常充分。
当时有一个项目，就是要用光学的方法看到氢弹的动作。200米高的铁塔要通过光学的方法看进去本来就有困难，再加上那时已是12月份，天寒地冻，玻璃上会结霜。那时我是室主任，组织上就把解决玻璃结霜的任务交给了我。等插雷管的同志把雷管全部插好，我把窗玻璃擦干净，薄薄地抹上一种透明的油，以防止结霜。完成之后，大家一起下了铁塔，回到指挥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以引爆了。
试验后的工号损坏严重，
但我们要进去取出
记录着宝贵数据的底片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引爆试验非常成功，而且发现威力比理论设计的更大。大部队撤退之后，现场只留下了7个人，我是队长。我们7个人要负责去地下工号取测试的结果。众多的探测器通过电缆把测到的信号传到地下工号，记录到示波器里，这样才能知道中子、伽马、X射线等的波形以及时间宽度等一整套的数据。
试验过后，从直升飞机上往下看，200米的铁塔已化为乌有，工号破坏得很厉害，工号顶也受到损伤。再看看工号的铁门，都已严重变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进到工号里面取出记录着宝贵数据的底片。
\"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更有信心了。\"
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和安全帽，第一梯队是防化兵部队，边开进边监测剂量进行汇报。第二梯队是工程兵，他们的任务是打开铁门。当时的场面很震撼，尘土飞扬。我们是第三梯队。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路面被毁坏得很厉害，坑坑洼洼，吉普车司机用最快的速度往里冲。汽车很颠簸，一次次把我们颠得脑袋顶到顶棚，撞得头都麻木了。

文章插图
核装置爆炸以后，防化兵和取样作业队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到达工号后，我们迅速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以最快的速度提着铅罐往里冲，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底片放进铅罐。这些操作全是在没有灯的地下工号完成的，事先已经演练过无数遍，早已烂熟于心。
胶卷冲洗出来之后，我们不仅用数据说明了成功的原因，而且还说明了威力比理论设计要大的原因，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都高兴得了。当时于敏跟我说：“老王，原来做这个实验心里还有点拿不准，敢做不敢做都是个问题，下了决心去做，现在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更有信心了。”
摘编自中国核工业《我亲身经历了氢爆和三次地下核试验》
04
杜祥琬口述
当晚老邓开心得喝醉了酒
1966年12月，我们按照邓稼先的安排从上海去新疆交数据。当时，从上海到新疆没有客机可坐，需要坐绿皮火车。正值“文革”时期，火车走到宿迁时被强行停下来耽搁了两天，我们再坐火车去都来不及了。碰巧，当时的副院长朱光亚要坐专机到试验基地去，就让我们搭乘自己的专机，我们才及时赶去了基地。
在基地，我们住和工作都在一个帐篷里，里面是铺着木板、上面放上帆布的大通铺，晚上我们在大通铺上睡觉，白天就在上面工作，利用试验前的时间再一次复算理论计算的结果。没有计算机，我们只能用计算尺、手摇机，一秒钟大概算几次。临近试验的最后几天，我们搬进试验场附近由解放军搭建的帐篷，一个帐篷三个上下铺，住六个人，夜里很冷，需要生起一个小煤炉子。在那里，不管领导还是我们计算数据的，大家一心一意就是想让试验成功。
氢弹爆炸仅凭外观无法判断是否成功。凭靠氢弹爆炸涉及的两个速报项目的测量数据，试验一结束，我们就确切得出了成功的结论。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意味着半年后全当量的氢弹爆炸试验就很有把握了，于敏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说那就是氢弹爆炸。

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用了 邓稼先几几年发明了氢弹( 二 )

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用了邓稼先几几年发明了氢弹(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