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过去,萨义德的《东方学》仍然诉说着当下 _知识分享

提起萨义德，大部分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便是《东方学》。可以说，“东方学”作为萨义德最有影响力的概念，自其在1978年成书出版之后，成为“西方”认识“东方”的框架，也为后殖民理论研究开辟出一块宽阔土壤。
小半个世纪过去了，围绕东方学的争辩与解读依旧不断。这也多少掩蔽了萨义德的其他思想，譬如文本的“在世性”，也譬如他身上所混合的世界主义的人文主义等。在新近出版的《导读萨义德》一书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张理解萨义德关键思想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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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萨义德（原书第2版）》，[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澳]帕尔·阿卢瓦利亚著，王立秋译，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原作者 |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澳]帕尔·阿卢瓦利亚
摘编 | 青青子
“东方学”的起源：在认识东方的过程中构建东方
1786年，孟加拉高等法院法官和梵文学者威廉·琼斯对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做了一次致辞，在致辞中他说了这样一番即将改变欧洲智识生活面貌的话：
梵语，无论其古体是什么样子的，它都有着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这两门语言中的任何一门更精致，却又在词根、语法形式上与二者极为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出于偶然；的确，它们是如此相似，以至于任何考察这三门语言的语文学家都不由得要相信，这三门语言可能源于某个也许现已不复存在的共同来源。（Asiatic Researches 1788，引自Poliakov 1974：190）
琼斯的这番话引发了全欧洲的“印度热”，学者们纷纷到梵语里去寻找甚至比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要深藏于历史的欧洲语言的起源。在印度热过后，东方学被牢固确立了，而语言研究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欧洲的民族学家、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将沉迷于东方和印欧语系，因为这些语言看起来为欧洲文明自己的根源，提供了某种解释。
琼斯的这番话是革命性的，因为当时既有的对语言史的构想假设，语言发展是在创世以来的6000年里发生的，希伯来语是源语言，而其他语言则是通过一个堕落的过程发展出来的。琼斯的宣言引入了一种新的对语言史的构想，但因为语言是如此深刻地隐含在关于民族和文化认同的考虑之中，于是乎，“真正的和有用的语言科学，也就被疯狂的‘种族人类学’学说给吞没了”（Poliakov 1974：193）。语言和认同的关联，特别是语言的多样性和种族认同的多样性的关联，引出了民族学这门学科，也就是现代人类学的前身。
按萨义德的说法，东方学主要是一种定义和“定位”欧洲的他者的方式。但作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学科，东方学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也关乎欧洲本身，并以围绕民族特性、种族与语言起源为核心的论证为中枢。因此，对东方语言、历史和文化的详尽和细致的考察，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中进行的：其中，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是不受质疑的。这就是那种很快就被富有影响力的学者生产的神话、意见、道听途说和成见认为是已被接受的真理的话语的力量之所在。比如说，影响力很大的法国与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就可以自信地宣称“每个人，无论多么不熟悉我们时代的事务，都会清楚地看到，实际上，信穆罕默德教的国家是低劣的”（Renan1896：85）。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勒南的受众，及其共享的文化假设的性质：
所有去过东方或非洲的人都会震惊于此：真正的信徒头上的种种铁箍致命地限制了他的心智，使之在知识面前把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Renan 1896：85）
这样的论断背后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像勒南，以及语文学家与种族理论家阿图尔·高比诺伯爵（Count Arthur Gobineau，1816—1882）那样的作家的广泛流行给人们带来的自信。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说，这些作家本身也是欧洲对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通过经济和军事来维持的不受质疑的支配的产物。通过这些像勒南的话那样的陈述，东方学知识的“生产”，变成了对各种假设和信念的持续的、不受批判的“再生产” 。如此，1908年，极为依赖像勒南那样的作家的克拉默勋爵才能够写道，欧洲人“受过训练的才智像机械一样工作”，而东方人的心智，则“像他们如画的街道一样，在对称方面极其欠缺”（Said 1978a：38）。欧洲的优越的“秩序”、“理性”和“对称”和非·欧洲的低劣的“无序”、“非理性”和“原始主义”是自我肯定的规范，而形形色色的东方学学科就散布于其中。但给这些学科以其动力和紧迫性的（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解释欧洲与其东方祖先之间的明显的历史关联的需要。“东方”的意思，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东”，包括各种“闪族”语言和社会，以及南亚的社会，因为这些社会与印欧语言的发展和传播最为相关，尽管就像萨义德指出的那样，东方学家也倾向于区分在古印度的“好的”东方跟在今天的亚洲和北非的“坏的”东方（Said 1978a：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