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熟读资治通鉴的人很坏 _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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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典籍更是汗牛充栋。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万余种存世方志和公私收藏数以万计的家谱，是华夏民族国史、地方史和家史的历史记忆。但在这些典籍当中，有一部史书的地位极其特殊，那就是《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同于一般的史书呢？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老到的政治经验，全面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和经验。就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资治通鉴》成功的原因，在于这部书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它就是写给皇帝看的！
成书于北宋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教科书” 。在南宋时就被皇室列为禁书，只有皇帝和太子能读，其他人胆敢偷看，就有谋反之嫌，甚至会惹上杀身之祸。清朝的康熙、乾隆等帝王都曾阅读过《通鉴》，并有御批传世。毛泽东也把《资治通鉴》放在床头，反复研读了17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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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好这部“帝王书”，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凡是对君王治国理政没有助益的人和事，他一概不写。
另外，《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司马光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分析时，全都是站在政治权谋的角度。例如，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张良得知刘邦有废太子的打算，就把隐居在商山的四位隐士请下山，让他们辅佐太子，刘邦觉得太子的德行和威望比自己高，最终没有废掉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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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熟读资治通鉴的人很坏】 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说：“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政治不是儿戏！废立太子是多么严重的政治斗争啊，岂是四个老头就能改变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记载了这件事：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大臣争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在司马光看来，太子刘盈已经得到了整个朝野的支持，而吕后也在朝中掌握了很大的势力。如果刘邦一意孤行，一定要改立刘如意做太子，那等他死后，刘如意不仅坐不稳皇位，还会遭致杀身之祸——这才是刘邦不换太子的原因，他是想保住戚夫人和刘如意的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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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在《资治通鉴》这部书里，包含着极为深刻的为人处世之道，对我们的人生和成长，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所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尽管《资治通鉴》的文笔生动，但全书篇幅过长，而且又采用了“编年并记”的体裁，所记诸事纷杂，让读者如堕云里雾里，对一件事的原委本末难以把握，因此较难读通。就连司马光自己也说过：“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
所以说，虽然《资治通鉴》是一部经典好书，但如果读书不得其法，就容易把一本好经给读歪了。
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传达的学术思想，后世学者或续或补，或改或注，或考或评，形成了“通鉴学”这一专门的学问，其研究方法包括续补、改作、注释、考辨、评论等五大类型。
南宋时期，通鉴学大盛，有袁枢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朱熹改编的《通鉴纲目》，以及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到了近现代，影响力最大的通鉴学著作，当属张煦侯所著的《通鉴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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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煦侯，名震南，祖籍桐城，后移居淮阴。张家乃书香门第，因此张煦侯自幼熟习四书五经，素有神童之誉。而这本《通鉴学》是张煦侯在抗战时期，退居草庐，历时六年著成。

资治通鉴编写的目的非常明确 熟读资治通鉴的人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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