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作品是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是( 二 ) _知识分享

所以《离骚》在汉代的争议会非常大，屈原的形象也并不总是正面的。班固就曾经批评他“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以自己的死亡来彰显君主之恶，通篇文字充斥着怨愤之情。
《史记》在很多记述上都与之类似，表达的是司马迁对于某些事情的愤慨，这也和其在汉代屈辱的经历有关，导致了他在历史中寻求共鸣。当然这种共鸣的产生是有问题的，是司马迁先将史事定下基调，然后才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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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关于“武王伐纣”一事，众多史家认为这是“有道伐无道”的正义举措，被司马迁之前以及同时代的人所赞扬。但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却认为“以暴制暴，不知其非也” 。这样的观点明显是在影射汉代统治者“穷兵黩武”的社会现实。
再比如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是“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对这一对贤者的看法。然而司马迁却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件事情，认为这是“好人遇祸，坏人得志”的典型，以此来痛呼世道不公。从中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这是司马迁对自身遭遇的倾诉。
这些手法的应用和意蕴的表达，在《史记》有立场倾向性的文字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与屈原在怨愤无助下所作的《离骚》就产生了共通，尤其是在“悲愤”、“怨怼”的情绪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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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鲁迅选择了《离骚》这部作品来和《史记》做一个并列，而并没有选择如《诗经》等“温柔敦厚”的作品。
司马迁自己也很清楚其所写的《史记》有很多的情绪化表达和取舍，比如将项羽、吕后放入帝王本纪中，将同为农民起义的陈涉、吴广放置于世家里。尤为明显的是，对汉武帝驱逐匈奴的丰功伟绩忽略不计，只写其求仙问药、好大喜功的荒诞举措。
所以，司马迁也自我评价《史记》为“成一家之言”，大概也是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自己有“泄愤”的举措。而后世修史的人并没有像司马迁一样的经历，在官修的前提下自然也就没有了这种酣畅淋漓地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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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鲁迅所言的“史家之绝唱”和“无韵之离骚”，并不是将《史记》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而是通过前后文的论述，来阐明了《史记》在记述形式和精神内涵上的特殊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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