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思想主张的实质内容顾炎武思想对当时的影响( 二 ) _知识分享

这里尖锐地揭露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者终日讲论心性之说，如讲什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的一套，把人心认为是人欲，是危险的，只有道心即天理才是精微。
要人排除人欲，服从所谓天理，这是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把社会的具体问题抛在一旁，故弄玄虚，这样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最终必然堕落为“狂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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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从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以“实学”（经学）来代替这所谓理学的主张。他认为实学是能够经国济世的。人们应该在研究它的时候，着重“引古以筹今”，然后才能做到“因事以制宜” 。
这种看法在认识论方面包含着实事求是的合理因素。至于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他认为不仅要“博学于文”，更重要的是“行已有耻”（《文集·与友人论学书》）。他所指的“文”不是做文章的文，而是通过“学而日进”，并要联系国家大事的意思。
所讲的“耻”，不只是个人的荣辱，是指“立身之大节”，包含着国家民族的荣辱。“有耻”与“无耻”，标志着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和方法。
在顾炎武看来，如果士大夫不言耻，就是言行不一致，就等于“无本之人”，以“无本之人”又谈“空疏之学”，其结果必然“置四海之困穷不敢言” 。其实，在他心目中，那些“无官不赂”、“无守不盗”的封建统治者，才是真正无耻。
因为这些人考虑的是自身的“千锺粟”和“黄金屋”，只是为自己升官发财，专门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至于什么“国家兴亡”，一概置之脑后。
只有那些“不耻（于）恶衣恶食，而耻（于）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人，即不计较自己的生活，而对人民没有受到国家恩泽而感到不安，这样的人才算是有耻。
才能“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至于此”，从而采取有效的改革办法。顾炎武的这些议论，是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的。
他处于明亡的特定环境中，致力于总结弊政的教训，从而把矛头指向上述统治阶级中的达官贵人，指向那些甘心“亡天下”、陷民族于沦亡的罪人。同时他也指出科举考试的弊害，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日知录·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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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他毕生从事抗清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在清朝统治时期，坚决拒绝清王朝的征聘。
然而，“有耻”与“无耻”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他强调士大夫要有耻，“耻于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这多少带着同情人民疾苦的意味，比较切实地提出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力图扭转由于理学、心学的空疏学风造成的毒害。
既然“有耻”在于“行”，所以他特别强调“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反对“既不出户，又不读书”的所谓“面墙之士”（《与人书一》）。
这就具有反对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的积极意义。但是，从维护“君臣、父子、礼仪和威仪”的封建制度来说，他基本上还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
虽然他把“亡国”和“亡天下”区别开来，认为“亡国”仅仅是“易姓改号”，是小事；“亡天下”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是异族的野蛮侵略，是大事。
但他是从“华裔之防”的种族观点来看问题的，实质上他仍然为了维护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国家。顾炎武关于“博学于文，行已有耻”问题的提出，也说明他在“学”和“行”的对象和方法上同唯心主义对立起来。
唯心主义理学强调通过人的主观感觉去验证客观理念，它把先验的“理”作为人的认识对象，根本上抹煞具体事物的理，否定通过实践去检验理。这和唯心主义心学所谓“心即理”、“心即道”一样都是先验论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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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炎武关于认识对象的看法是结合“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的，这就具有一定的客观内容。他又强调“有耻”在于“行”，主张通过调查研究而作出结论，而不是悬一先验的理然后才去“穷理” 。
他一生“足迹半天下”，所到的地方“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耒：《日知录》序）。到边塞时，也找一些“老兵逃卒，询其曲折”（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即亲自进行考察。
结语顾炎武这一思想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他早年也作过“注虫鱼”和“吟风月”，即埋头考据和吟诗作赋，后来转变为注重“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把“当务之急”作为治学的座右铭，因而体会就比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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