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建议,夺占蓟州,为向东取遵化、永乎,北取密云和大宁等地创造了条件 。对于居庸关的战略地位,史载朱棣曾有过正确的评价,他说:
“居膚关路隘而险,北平之襟唳,百人守之万夫莫窥,据此可元北顾之忧” 。
朱棣夺取居庸关后,为西取怀来,北取开平、龙门等地打开了大门 。后来,这里又成了建文帝军队不可逾越的钢铁防线 。
朱棣为了把北平变成攻不破、摧不垮的坚固后方,在兴兵之初,就抓紧清除内奸,安定民心,派亲信指挥守城、他每次率军离城作战,对北平的防务都作出具体部署 。因此,建文帝虽曾多次遣兵进攻北平,但没有一次能攻入城内 。
朱棣正是由于建立了以北平为中心的巩固的根据地,有了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托和向南方进军的重要立足点,所以,进可攻遐可守,回师休整 。
特别是东昌之战损兵数万,大将阵亡,处于极其危难之时,朱棣率余部返回北平,总结经验,悼死医伤,招蓦勇士,扩军备战 。不久,便取得夹河、滹沱河大战的胜利,继而又有远袭济宁、沛县的巨大声威 。
正因为北平根据地,在“靖难之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当朱棣称帝不久,便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把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迁移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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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于知己知彼,巧择战机 。朱棣对孙子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真谛,是最为心领神会、运用自如的 。
仅以打败李景隆五十万大军为例,朱棣不仅对李景隆个人的性格、气质、阅历等等一清二楚,而且对其所部的上下关系、给养供应、指挥弱点、将士素质、部队纪律以及兵力数量等等,全部了如指掌 。
《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记载朱棣曾经说过:
“兵法有五败,景隆皆蹈之”:一是“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二是“士无贏粮,马无宿藁”;三是“不量
险易,深入趋利”;四是“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五是“部曲喧哗,金鼓无节” 。
在作战中,朱棣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李景隆的弱点,才有郑村坝、白沟河大捷以及大同之行中李军的大批减员,在选取战机方面,朱棣尤为机智,巧妙而果断 。
三次粉碎建文帝的大举讨伐,都与他善观风色,把握战机,适时进退,有着直接的关系 。特别是到了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冬,建文帝的主力屡遭重创,京师兵力空虚,朱棣适时果断地作出
“临江一决,不复返顾”
急的重要决策,充分显示出一个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雄伟胆略 。
当朱棣率军进抵扬州,准备渡江时,建文帝特派庆成郡主到朱棣军中,以割地为条件谈和 。
朱棣敏锐地识破其缓兵之计,断然予以拒绝,不给对方以喘息机会,迅速挥军渡江举进占京师 。这里充分显示出,朱棣善于通观战争全局,正确把握战机,和指挥卓越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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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重文武并用,政治与军事密切配合 。这也是朱棣战胜强大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特点 。在古代社会中,凡是反对皇帝的言论、行动,都属于严禁之列 。朱棣起兵反对建文帝,在封建正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古代,被视为以臣叛君,图危宗社,大逆不道和义不容赦的行为 。但朱棣深知
“行师以得人心为本”
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为了使自己的兴师之举“名正言顺”,他首先打出“祖训”的旗号 。
他兴“靖难”之师,是讨伐“好恶”,是为了“清君侧” 。即使在自己当了皇帝之后他仍然宣传:
“朕遵奉条章举兵,以清君侧之恶,盖出于不得已也” 。
这样,他便由政治上的被动转入主动 。所以,无论是“靖难”之初,还是“靖难”之后,建文帝所属的官吏和将领,一批批地不战而降或倒戈归附朱棣,这是不奇怪的朱棣同建文帝交战,不只局限于兵刃相见,而且文武并用 。
当建文帝在夹河滹沱河失败后,一面诏赦燕王罪,罢齐、黄职,一面发兵截燕师粮道,这时,朱棣则将计就计,一面致书夸奖建文帝罢齐、黄职是有“日月之明”,又说:
“奸臣之身虽出;而奸臣之计实行”,
又拉又打;一面遣精骑突袭建文帝的后方粮船,终于使建文帝的计策成为泡影 。朱棣对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的策略,也是把通好、安抚与军事打击配使用的 。所以,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使矛盾日趋缓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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