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之名：前世今生辨金枝——评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程德培）( 七 )

童年时期的创伤性记忆是无法抹去的，它不断地重复出现以至暗含着隐喻和转喻，成就是意象和象征。就像小说中所明示的，“儿时的恐惧和无助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甚至改变孩子的性格。”轮到“我的女儿上学以后，我最忧心的事情就是校园暴力，害怕她在学校会被别的孩子欺负，甚至受人威胁”。《金枝》夹忆夹叙夹分析的叙事很有特色，它既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给人以冷峻的距离感，以至避免落入第一人称叙事过于主观的陷阱。
按照拉康所揭示的拓扑学原理，真相就附着在事物之上。在事物与真实之间，或者在“实际”与“真际”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纸，因为一旦捅开，真相的恐怖就显现了：人们一直在寻觅的东西，只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东西，或者说，人们总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就此而言，真相是个纸枷锁，一个可及不可触的纸枷锁。纸枷锁是不能撕碎的，撕碎它就是撕碎人们自欺的面纱，就是否认他们的实际和毁灭他们的生活意义。实际上心生恐惧夜有噩梦，心存孤独而依赖纸枷锁的状况人皆有之，小说的周氏家族中也并非作为女儿的“我”一个人所有。
弗洛伊德发现了人性中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破坏的本能，不光是对外部的破坏，而且还有对自身的破坏。当然，这种破坏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罪行，而是对文明苛刻要求而作出的反应。文学有时会记录自我的破坏性行为，即在自身的毁灭中发现自我的确定。“晚期弗洛伊德最主要的关切点是文化如何约束侵犯性，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方法，是通过内化，把攻击情绪导回心灵之中，回到它们的起源之处。这个行动，或一连串的行动是弗洛伊德称为‘文化超我’的基础。起初，孩童害怕权威，并且只会在他们估算到会被父亲施以什么样的处罚的情况下才乖乖表现。一旦当他们把大人行为标准化之后，外在的权威变得不再需要，儿童自身的超我会让他们的行为保持规矩。爱与恨之间的挣扎，是超我的基础，如同它们在文明中的作用，个体的心理发展常常会复制社会的历史。这是非常矛盾的状况，被宽大对待的小孩往往成就严酷的超我，一个可以从想象的侵犯中就得到的罪恶感，并不亚于实际表现出来的侵犯后果。不论这些侵犯的起源是什么，罪恶感，尤其是潜意识的变化，即是一种焦虑的类型。更有甚者，弗洛伊德再一次为他提过的一个论调辩护，这个论调认为并非所有的经验都是来自外面的世界。内在的秉赋，包括种亲的遗传，都在俄狄浦斯情结作乱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这个过程在于建立内在的警察制度，借以规范这个个体以及他的文化表现出什么样子。因此，他在文化分析里引入焦虑，如同在个体中引入超我。他说明，攻击的作用如同爱的作用，再一次反映心灵在成长过程中，内在天性以及环境对心灵共同的作用。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把他的思想轴线交织在一起，这本书由此可以看作一部集其一生思想大成的著作。”
［美］彼得·盖伊著：《弗洛伊德传》（下），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刘森尧校订，鹭江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需要说明的是，《金枝》虽写的是父亲，但其塑造一系列不同时代女性的心路历程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在这里重点讨论晚年弗洛伊德的见解，无意于依附弗洛伊德在上世纪20年代关于两性心理的观点。“阉割焦虑”和“俄狄浦斯情结”都已招致其他心理学家和女性主义者的质疑、抵制和不满；而“黑暗大陆”和“神秘夏娃”之类也大有附会历史上惯用的陈词滥调之嫌。
八
在两组家庭之间没完没了的恩怨情仇的缠斗之中，《金枝》塑造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波及城市和乡村，从旧时代的裹脚女人到革命时代的新女性，一直沿袭至改革时期开放年代。随着代际之间的交替，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激进的情感都会转移和淡化，岁月无疑是和解的亲善大使，这如同“我”终有一天的大彻大悟一样：“我的母亲,她和穗子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事物，不过是角度不同而已。”“而我和拴妮子，不也是一样吗？我虚张声势的强大，她无所畏惧的坚韧。她不屈不挠地跋涉，我无可奈何的退让。一个父亲衍生出的两个家庭，高低贵贱，谁胜谁负？最终的成败又有多少意义。”值得指出的是，用“一个父亲”和“最终的成败”来抵御这个没完没了、出尔反尔，变化不变的现实多少有点乏力。如同隐喻和真实的世界所在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界限似乎永远有待确定；就像德性和伦理貌似同一，其实还是有所区别的一样。德性是属于个性的一种内在品格，而伦理则是发生在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如果颠倒是从正转到负，那么抑制和否认就会取消它们的作用对象，这种内心现象好比逃跑，它能使焦虑的对象变小、变远，如果可能的话，化为乌有。回归取代另一种逃跑，通过时间来逃跑，这也可以颠倒为一种行进，或是正常的，或是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