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不是每个人物都说得清楚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能让我过目难忘。哪怕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背影或阴影,甚至是一闪而过的瞬间,比如“我”的那位信佛的祖母,消失得不知所踪,身份都不明的祖父;还有父亲的祖父与花奶奶的传奇故事等等。这些人物以瞬间的留影,却让我们终身难忘,他们生活的年代离我们是那么的远,但作为人物形象又是那么鲜明,仿佛就在眼前似的,哪怕他们的故事就像神话与传说。
同逃跑的命运相反,穗子的命运则是囚禁。“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她蜗居在这里,就是为了她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名分。”她活到九十多岁,依然住在不远处的老宅子。女儿拴妮子已经盖了二层小楼,穗子都拒绝搬迁。“她二十出头进入周家,七十多年里坚守着一个执念,其实是妄念。为了守住她户主的地位,她给唯一的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坚决让女儿的孩子都姓周。她恨了老周家一辈子,可也极为忠诚地守护了一辈子。”“她像一棵河边的老树,紧紧地抓住身下的泥土,但还是免不了被生活的洪流冲得载浮载沉。”穗子的人生,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她等待了一生,等一个永远也等不回来的男人,唯有来世,来世也只是一场虚幻。曾经也是金枝玉叶的她,如今成了整天日天骂地的怨妇,好像谁都欠她似的。但在整部小说中,我们能听到的也就是那有限的三五句话。“她的生命空间越来越小,满世界只有自己的女儿拴妮子,她是她活着的理由。可拴妮子并没有少挨娘的打骂。她常常把拴妮子身上掐得紫一块青一块的。她责骂为什么你不托生个儿呢?然后又搂着她哭,说苦命的儿啊!”这些文字真让人沮丧,但绝不影响文学形象的吸引力,我们对穗子的人生充满着好奇心,希望能多地聆听她的故事。
第四章中那一段周庆凡阻止穗子打拴妮子和婆婆的故事让人撕心裂肺,典型的邵丽叙述,是无法概述和转述的——“庆凡刚好从地里干活回来,他上前夺过笤帚,一手掂着笤帚,一手掂着这个疯子走到了院子里,把她和笤帚都丢在地上。他恨恨地指着穗子的脸说,你也作够了!我真受够了!从此以后,你要是再打拴妮子一下,再碰婶子一下,我就揍扁你!他回到屋子里,找到穗子缝的小布人,扯得稀碎,说,我兄弟离开你十多年才找的朱珠,他不找朱珠还会找牛珠马珠,你个死脑壳女人,就会往死里作,他找谁都不会找你这样的!说完,他自己蹲在院子里大哭。一个大男人嚎得像杀猪一样。
“从此以后,穗子再也不打拴妮子,也不骂了。她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有一点布就给拴妮子做新衣服新鞋,四十岁不到就活像个老太太,举止怪异,目光凶狠,孩子们看见她像看见了鬼。这反倒让庆凡后悔不迭,他知道穗子心里有多苦。她活得任性一点,才能化解那苦。现在她这样一蹶不振,让庆凡有了双重的愧疚,毕竟她是他接回来的女人。只有他庆凡记得,当年那个八抬大轿抬来的新媳妇,一身大红衣裳,钗环满头,粉面桃腮,小脚扭得一摇三晃,把个人心都晃得地动山摇。”
全书中最让人悲戚揪心的一个人物无疑是周庆凡,这个和老家周姓家族中唯一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是仅剩下的唯一男人。他的童年创伤和母亲的“牺牲”有关:母亲为了让周家能收留他而投河自尽。小说中周庆凡的话语几近为零,上面的摘引可算是他讲话最多的一次。周庆凡“原本不姓周,但我们都叫他大大,两个人的坟墓相距一步之遥(指和穗子),周庆凡一辈子未娶,他的心思在上周村无人不晓,拴妮子为人妻为人母后,她能懂吗?庆凡一辈子除了种自家的几亩地,就是牲口一样为那母女俩卖命。后来拴妮子有了孩子,都喊庆凡大姥爷”。还有,“拴妮子对庆凡的感情,远远超出了父女感情。村里人说,庆凡死时,她哭得地动山摇。棺材下墓坑那会儿,她往墓坑里跳,几个人都拉不住。她还逼着自己的丈夫给庆凡大大当孝子摔老盆——拴妮子为丈夫生了四个孩子,在丈夫跟前,她说一不二。”为报养育之恩,周庆凡一生可谓“仁义”二字。但他的一生也是“替罪羊”的一生,也许,从一开始替代周启明去迎亲就预示他一生的角色。作为周姓老家唯一的男性,他什么责任义务都承担,甚至包括那顶地主的帽子,独独身份是缺失的。他的一生是付出和承担的局外人,是进入生活的被驱逐者。就身份而言,他的一生就是一种“留白”的艺术,尽管支撑他的并不是什么新思想,承继的反倒是传统的痼疾,而我们喝下的则是一碗碗苦涩的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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