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 二 ) 齐王|名词|苏秦|骂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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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喇嘛寺的宗教活动，从文献中可见零星记载。《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中正殿卷记：每年四月初八日除派宝谛寺学满洲经喇嘛五十四名在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唪无量寺佛经一日。每月朔望。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放乌卜藏唪经，每次用黑炭三斤四两、木柴三斤。每月初一、十五、初八、十三、三十日，每次派喇嘛十名念经，豫日做巴苓派喇嘛一名按日前往含经堂、梵香楼念经放乌卜藏。掌仪司卷二，各寺庙事宜条记曰：大报恩延寿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供素菜二次，每次二十碗，每碗银二钱。……宝谛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供素菜二次，每次三十碗，每碗银一钱。……宝谤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供素菜二次，每次二十碗，每碗银一钱。功德寺、宝谛寺首领喇嘛二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七钱三分三厘；喇嘛四十三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六钱六分。正觉寺达喇嘛二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七钱二分；喇嘛三十名，每名每月食公费银六钱六分。圆明园卷二，安设寺庙喇嘛条载：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奏请新建正觉寺安设喇嘛住持焚修，奉旨著由香山宝谤寺拨达喇嘛一名、小喇嘛四十名，即于此内委署副达喇嘛二名，住持焚修念经，即著伊等就近前往在含经堂，梵香楼每月初一、十五、初八、十三、三十日念经五次。钦此。有关宝谛寺情况，内务府奏销档乾隆十五年记：宝讳寺每月朔望二次放乌卜藏，每一次用面十斤，粳米仓升二升。饽饽果子各一盘，白米二合，蒸面供食六份，攒香三钱，红罗炭四两，奶油四两，羊腰油八两，木柴十斤，黑炭二斤，松柏五斤，宝石末二钱，白布二丈五寸，箭竿一枝……。念经应用器皿：把鼓一面连锤，架鼓一面连锤，经袱二个，手鼓十个，放乌卜藏铁炉一个。以上物件向中正殿现存内取用。钹一副，铙一副，铜铃杵十个，连经袱哨呐一对，白螺丝喇叭一对，铜喇叭一对，钢洞一对，花手帕二个，铜噶不拉碗连座一分，铜把钟一个，铜碗一个连盖，铜水钟七个，铜海灯一盏，大磁冰盘一个，镜二面，铜锣一面，宝瓶一对随衣，吉祥草十枝，孔雀翎十根，铜九寸盘五个，铜七寸盘十个，磁七寸盘三十个，磁碗四十五个，五色杭细十块，每块长二尺五寸。以上物件交各该处备办。旨：方式庙、圆式庙，长龄寺每逢朔望上香，各点蜡一对，余依议，钦此。从这些念经活动所用材料中，可见佛事概况。每月二次放乌卜藏，大约是用铁炉燃烧木柴、黑炭、松柏枝、奶油、粮食等物祭神以息灾求福的宗教活动。在西藏佛教各派中都很盛行，称为烧施，亦译火祭、护摩。是修持密宗必需的仪轨。念经器皿齐全，包括了藏传佛教念经仪轨中必备的礼敬、称赞、供养、供献、持验等各种法器。图齐教授在《西藏的宗教》一书中详细介绍分析了藏传佛教仪轨中所用祭品、祭器、法器及使用方法、宗教含义。如：“供品所必须的成份是供奉清水、鲜花、食物，油灯和神香味，这些供物要分别盛在为此目的而特制的放在圣像前的祭坛上的容器中。在规定为神举行的宗教仪式中，这一切是在念诵宗教赞歌和在特定的乐器伴奏下完成的。在这些乐器中，应特别强调以下一些：铙钹(或小碰铃)、白海螺号、长笛(唢呐)和鼓(大鼓用于寺院，小鼓用于崇拜教派护法神的小僧伽蓝或具体寺院中)。”“乐器(供养乐器)种类一方面取决于所使用的仪轨之特点，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在具体情况下所崇拜的神。在按照低级三宝仪轨而举行的仪式中，应在轨范师对面的祭坛上盛放为赞美主人所必要的各种物品，如盛放各种粮食的容器、盛放为圣像洗脸所需要的水的容器(净瓶)、上面放有孔雀翎的容器(瓶)、为了把司祭和盛放仪轨所必须的水容器联系起来的细纱带(系绳金刚杵)、藏香、插有神香的海螺(螺碗)、带有金刚的小铃等。”“最常用的仪轨法器是作为视觉象征的铜镜和听觉象征的碰铃，一只装满作为嗅觉象征的芳香物的海螺，象征性地代表味觉世界的各种食物、作为触觉譬喻性代表物的一块丝绸”。两相对照比较，宝谛寺佛事用品一应俱备，是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而办的。只是喇嘛全部是满族，诵满文经。仅是语言文字形式的改变，内容完全一致。这些满族喇嘛寺是皇室御用寺庙，佛事活动的开销全由内务府负责，所以我们能在《内务府奏销档》中见到这份很有价值的宝谛寺佛事用品清单。满族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十六世纪末倔起于白山黑水间，传统的民族宗教信仰是萨满教。方拱乾著《绝域纪略》记载：“满人初时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近则渐习合掌以拱立矣。西达于则知有佛，有经，能膜拜，大约与喇嘛教同，与西土异。不祀神，惟知有关帝，亦无庙，近乃作一土龛”。反映出满族在关外时尚未接受佛教信仰，而与之比邻的蒙古族则普遍信仰喇嘛教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东建庙，“四月，始建三世诸佛及玉皇庙，共七大庙”，是满族最早的建寺庙记录。以建寺表示对蒙古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尊崇，结盟蒙古来发展后金势力争夺辽东。祟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为供奉元代护法神像嘛哈噶喇，显示征服林丹汗部的胜利，在盛京建实胜寺。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制定的方针，以藏传佛教的保护者的姿态争取蒙古各部的拥戴，为战胜明朝的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又施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不准私自出家当喇嘛，私建喇嘛庙。甚至勒令一些喇嘛还俗。“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除徒弟外多畜人何为”。由此看来，在关外基业初创之时，清帝是不允许满族人出家当喇嘛、建满族喇嘛寺的。如不然，大量的百姓流入喇嘛寺，以区区几十万人的满洲，何以与掌握全国人力物力的明朝抗衡呢?顺治时期，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国势初定，朝廷方允许满族人建庙出家。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有如下记载：顺治八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礼部奉旨：先前曾禁止满、蒙、汉军私自修建寺庙，或住寺庙上香，送孩童入教，随喇嘛斋戒受戒等。现天下一统，满、蒙、汉军、汉人皆如一家，法律怎可有异?现满、蒙、汉军、诸官民等，若欲兴建寺庙，修复破旧寺庙，往寺庙上香，送孩童入教，随喇嘛斋戎受戒等，无论男女，皆可随意。钦此。我部钦遵圣旨，传布于众。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柔远清吏左司下记曰：后黄寺。顺治八年创造后黄寺，剃度番僧百有八人，均以内府三旗管领下及五旗王、贝勒、贝子、公府属管领下人披剃(内府三旗二十四人，五旗各府属八十四人)。如上三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内务府，于本旗管领下选一人顶补。下五旗有阙，移咨礼部，行文各该王公，于府属管领下送一人顶补。从以上记载可知，顺治八年后，就有满族人出家当喇嘛了，有民间自发之举，有按照清廷规定的寺庙、名额，披剃为僧的。后黄寺(即西黄寺)是顺治为接待五世达赖朝觐特建的驻锡之所。五世达赖于顺治九年(1652年)到京，受到隆重的接待。第二年返藏，得到顺治帝册封的金册金印。从此之后“达赖喇嘛”这个封号，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正式确立。五世达赖朝额，意义重大，清廷极为重视，顺治九年谕旨：“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争取达赖喇嘛，控制收服蒙古各部，在五世达赖驻锡的西黄寺令满人出家做喇嘛，意在表示清廷对藏传佛教的尊崇、皈依。西黄寺虽有满族喇嘛，但并不是满族喇嘛庙。乾隆朝是清代修建喇嘛寺院的最盛时期。乾隆在众多的喇嘛寺院中特建满族寺，目的何在呢?在宝相、宝谛、殊像等寺的碑文中没有提及满人出家之事。在藏文材料中则有明确的说明。《章嘉国师若必多言传》第十三章“在北京建寺庙”中记：大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我们满族人自博克多汗(皇太极)居住莫顿(盛京)的时期起，直到现在，虽然信奉佛教，却没有出家之习惯。如今想在京师西面的山脚下建立一座寺院，内设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满族僧人居住的扎仓，你看如何?”章嘉国师回答说：“博克多汗与格鲁派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以后，在莫顿建有僧团和佛堂。后来迁都北京，历辈失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语、意所依止处，成立了僧伽，尽力推广佛教。当今又想创立前所未有之例规，建造佛寺，振兴佛教，自然是功德无量，圣恩浩荡。”圣上闻言，龙颜大悦。于是，按照皇帝的旨意，由国库拨款，修建了一座形式与雍和宫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内有佛殿和僧舍。章嘉国师主持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并担任这些初出家的满族僧人的堪布，给他们传授居士戒和中间戒(即沙弥戒)。皇帝谕令：“在此寺聚诵时全都必须用满语诵经，因此所诵经典，务必译成满文。”章嘉国师翻译了各种仪轨和修法的书籍。并因为西藏诵经语调不适合用满语念诵，于是专门为满语诵经者制定了新的诵经音调。上述记载证明了满族喇嘛寺确是在乾隆本人的倡议下，由章嘉若必多吉指导兴建的。首建的寺院在“京城西面的山脚下”，联系对照前述内务府奏销档材料分析，此寺即是宝谤寺。时间在乾隆十五年左右。《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未明确交待时间，但在前一章即第十二章“莅临佑宁寺弘法”中说明“当时他刚到三十三岁”。章嘉若必多吉圆寂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享年70岁。33岁时是乾隆十四年，正与档案所记时间吻合。从这段藏文材料中可以清楚地了解乾隆修满族喇嘛庙的原因，满族人虽信佛教(即藏传佛教)，但没有出家人，也没有满族人的寺庙。佛教信仰强调皈依佛、法、僧。既信佛，但无僧无寺，自然是一种缺陷。与建满族喇嘛寺密切相关的是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论疏译成了满文。《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说：文殊大皇帝(乾隆)认为，自己出身的满族人口众多，对佛教获得信仰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语言文字与别族不同，以前也没有译为满文之佛教经典。若将佛说《甘珠尔》译成满文，实在是造福于后代之善举，遂命章嘉国师将《甘珠尔》译成满文。从学府中成绩优异人员和在京喇嘛中选择通晓语言文字者，与几名学识精深的和尚一起开始翻译经卷。每译完一函，由章嘉国师详加校审，逐卷进呈皇上审阅。皇上在审阅中又更正其中一些有疑惑及不妥当之处。皇上悉心审阅后，还要作译记。因此经过多年，始告全部译成。《啸亭杂录》记录此事也很清楚：乾隆壬辰(1772年)，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文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营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文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十余年，大藏告蕆，然后四体清字始备焉。”满文《大藏经》的译刻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直至乾隆五十五年才全部完成，历时18年，是一项浩繁艰巨的文化工程。是满族文化史，以至整个肩代文化史中的大事。乾隆把此视为与订《四库全书》、完备十全武功一样重大之事业，他在《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中说明译经目的：“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至中原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除此而外不便明说的就是满族本身信奉佛教之需，尤其是出家当喇嘛的满族人学习念诵清字经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