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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回来的丁玲与胡也频,得到丁玲母亲的接济,有了小家,生活惬意,也节俭,但是因为文稿收入不稳定,生活渐渐地也开始拮据了。
丁玲买了两段布、两斤棉花亲手给胡也频缝制了棉袄,胡也频贴在胸口喜欢得像个孩子。但是穿起来小了,丁玲说有点像女人的旗袍。胡也频立刻想出办法,把这件去送到当铺当了,换几个钱买点新棉花,然后塞到他身上穿着就行了,从当铺取出来一件旧夹袍,就当新棉衣了。
胡也频与丁玲又忙乎着去城里换棉花,回来穿着,当着丁玲的面,胡也频满意地穿上,还说:“棉花只要是新的,就很暖和。”
胡也频是舍得给丁玲买最好的衣料、果品、稿纸和笔,他常去当铺,丁玲穿了几次的绸棉袍,丁玲家送过来的银制摆件值点钱,不如补贴着用。胡也频一生都在贫苦中度过,而他对童年的回忆与家事的留恋都不喜欢提出来,一切痛苦都埋藏着很深。
就这样丁玲仍旧能在他作品里寻觅出蛛丝马迹,生活中观察出他对家人的眷恋。丁玲注意到胡也频母亲与小儿子都以为要跟着胡也频过好日子,需要钱的时候丁玲想办法是从稿费中拿出来,有些时候还需要从生活支出中扣除,寄给他们。因为丁玲明白,这是也频内心需要的一切。但是胡也频看在眼里,却从来没有说过,却只能把所有的爱都给到丁玲。
他们两个人倚文而生,幸福眼泪时常在深夜流进棉被里,生活的包容与甜蜜注入了未来,一定会过得更好的。
三个人的生活将要在北京改称为“北平”后改变,也促进他们创业《红与黑》。
1927年,北京空气紧张,时代正在发生巨变,北京的报刊都开始着手“搬家”。
在此时,沈从文找到胡也频,他们正在找一位知名作家谈论新办刊物的事情。胡也频就是这样想着把每件事都做好,为友谊、爱情都要尽心尽力。可也就是这样的性格也忽略身边人内心的交流,一方面沈从文总觉得自己出力少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丁玲作为一个创作者也无从插手,只能听着胡也频讲述自己的创业理念而感到无助。
三个人是拥有相互信任的,但资金方面启动需要三十元,却久久都搞不定,那段生活三个人甚至要去压一天马路去找灵感,空腹回来稍微吃点又要谈起稿费的筹集工作,有些时候沈从文就住在胡也频与丁玲那边。丁玲会主动去厨房睡觉,此时的丁玲也是在经历着内心的折磨,爱不光是生活,也需要付出,而她做的只有这样少。此后,为了生计,丁玲又回去了一次湖南,胡也频也跟了去。
为了事业能更好胡也频计划着的事业慢慢推进,却无力支撑两间屋子的生活,最终还被房东赶出来了。
后来三个人的文章发表多了,日子又渐渐地变回原样,丁玲给大家出主意,我们可以继续学习,这件事得到沈从文的大力赞同。于是他们想去寻找日本留学的日子里,冯雪峰这个日语老师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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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这个人是一个让丁玲从内心爱上的人,那是她藏在心里的最大的事,在日后采访时候丁玲才提起过,她是爱过那个人的,是内心的爱,崇敬的爱。我想这些都与胡也频太顺从丁玲又不让她做事情有很大关系,这一切表达丁玲一种对爱的释放,其实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扭曲与纠结。
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下,胡也频始终是那个暗自在解决问题的人。他计算着大家如果一个月能按计划发表文章就可以收入三十元,足够在上海生活,而想要创业新刊物,就得有大量启动资金。
1927年9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胡也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圣徒》。沈从文为了突然而来的母亲与九妹的生计,还有小说发表方向而选择从北京去上海。
1928年,沈从文经由海陆去了上海。
沈从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从事业起步的生活阶段到对文学深刻特殊的感情,湘西到北京的这几年,是沈从文对付生活,探索文学道路最难忘的时间。很多人都比他过得好,但沈从文只想着能多读点什么,做点什么可以解决自己学习的问题,只有沈从文、胡也频与丁玲他们内心一直在思考着相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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