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能把学问做得如此“有声有色”，与他自觉的语言追求有关。
通常来说，对于学者，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思想、见解的新颖独到以及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意义和影响，不太会专门提及语言。其实语言的老到与筋道同样是一部学术作品产生长久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所映照出的是作者全部的学识、修养和文化追求。
陈平原的文章之所以能牢牢“吸”住读者，读着有一种既沉着又痛快的感觉，掩卷后仍令人深思与回味，便跟他在语言上的高度自觉，讲究语言的“粘着度”大有关联。这也是他的学术著作一直拥有忠实的读者群的一个原因。
陈平原喜欢追究作者压在纸背的思考，这和他自己的学术风格比较一致。他的态度也相当明确：
“对于训练有素的学者来说，说出来的，属于公众；压在纸背的，更具个人色彩。后者‘不着一字’，可决定整篇文章的境界，故称其‘尽得风流’，一点也不为过。”
这样的心情与思考在他的论文或专著中可以略窥一二。
比如，写于1990年的武侠文学类型研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这本书在陈平原的写作经历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是一贯谦虚的陈平原自评较高的一部书：“要说写作时精神饱满，思路流畅，中间基本上没打嗝，可称得上一气呵成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庶几近之。”正是由于凭借这一工作，使他重新感觉了生活的意义，也重新理解了学者的使命：“希望学问与人生合一者，往往借著述丰富人生，甚至将其作为危急时刻自我拯救的有效手段”；
再如，在题为《岂止诗句记飘蓬》的论文（2014）中，陈先生对于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写于抗战时期的旧体诗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与解读，“读出”了隐藏在诗作背后的心情，把教授们在那个特定岁月咏怀、寄赠、唱和之作，视为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

文章插图
▲炒栗子（新华社图片）
而最能代表陈先生对“纸背的温润与深情”寄予的关切的，当属《长向文人供炒栗》一文，它以孤篇压全书之势， 为“北京记忆”作了最为生动有力的注脚。
陈先生从“炒栗”—— 这一北京秋冬时节最为常见的饮食入手，娓娓道来，层层推进：从苏辙的生食栗子治疗“腰脚病”说到陆游晚年时对“火煨栗子”的忆念，再缓缓引出给南宋使臣递送炒栗后“挥涕而去”的李和儿的凄婉故事；接着又借乾嘉年间诗人、学者赵翼、郝懿行对“汴京李和炒栗”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主题、烘托气氛，铺垫充分后便“自然地”接入周作人称颂郝懿行文章境界的段落，从而点出周作人自身“知”与“行”的矛盾，于是一句“伤心最是李和儿”也便成了对灵魂的拷问。经过这样一番抉微发隐的功夫，笔力已抵达纸背，思想也已触及人性的幽微，但作者并未就此止步，他把笔锋轻轻一转，让“炒栗”从略显沉重的“文学的餐桌”走下，回归生活的日常，以“桂花栗子重糖炒”这样色、香、味满溢的街头情景束尾，从而为文章增添了可触可感的温度。学问做到了这一步，已是令人叹赏的高手境界， 只能用“不凡”二字来形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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