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吉狄马加:诗人不能只待在象牙之塔,游离于现实之外( 二 )


在李洱看来,吉狄马加的写作,写的是从自然人到文化人,从个体的人到种族的人的过程。“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自然之子,虽然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背负着种族和文明的重负,但他还是个自然人,但我们死亡的时候,就成了文明之子。我们生命的过程,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种族的过程。所以,他一遍遍地写他的大凉山,写他从大凉山出来之后又回头看大凉山,这是一个对生命、对文明史的回顾。”从这个角度出发,李洱认为,不妨把吉狄马加的诗看成是人类学的诗歌读本,“马加的诗天生地跟人类学有关,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阐释。”
在很多场合,吉狄马加被称为是“民族的诗人,世界的公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吉狄马加诗歌中的国际性、世界性呢?
刘文飞提到,在吉狄马加的一版俄文版诗集中,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写了一篇序言,序言的题目叫《拥抱一切的诗歌》。这正是因为,吉狄马加的诗歌是拥抱一切的,“这种诗歌一定是宏观的,一定是温暖的,一定是简单的。他作为一位彝族诗人,写他的故乡大凉山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在诗中特别具体的、具象地写他身边的人和事,他家族的历史,他都是从很概括的、具有世界意义、人类意义的视角去写,这是我们读他的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好像很多人都能不约而同地体会到这一点。”刘文飞说,“马加把诗歌的温暖给了我们,这种诗歌的温暖中间,有他对他母亲的爱,有他对他朋友的爱,有他对其他诗人的爱,更有他对诗歌的爱,对生活的爱。”
在《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一书的序言中,叶夫图申科写道:“马加的诗歌是一幅由世界上许多优秀诗人的创作构成的镶嵌画,这里有匈牙利的自由歌手尤诺夫,有俄国未来派首领马雅可夫斯基,有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者洛尔迦,有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有智利人聂鲁达,有被苏联时期的刽子手活埋的格鲁吉亚诗人塔比泽。马加是由所有这些诗人构成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写诗、诗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话题。那么,诗人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写诗?如何以一个诗人存在?在活动现场,吉狄马加的分享围绕着这些话题展开。
吉狄马加说,人类只要还存在,诗歌就不会消亡。诗人的存在,诗人通过诗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当然是他个人的心灵感受,也是极为个人的东西,但诗人首先是自然人,一旦进入了社会,进入了文化,或者说进入了一种更大的文明,那么诗人的个体写作,就会产生更多的意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诗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身份,他的写作一旦变成文字再进行传播,那么读者就会对他的作品,进行不同层面的解读,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当然就会充分地显现出来。
吉狄马加认为,作为一个古老民族的诗人,他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他在精神上是与伟大的彝族史诗传统相承接。吉狄马加说,“彝族是这个世界上,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其中就包括《阿细的先基》《查姆》《梅葛》《支嘎阿噜》等。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英雄史诗和创世史诗有十余部,这在世界诗歌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诗歌传统,可以说我的全部写作,都来自于我所熟悉的文化和这个强大的精神文化背景。”
如何将这种史诗传统与现实的写作有机地联系起来呢?这正是吉狄马加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摸索的。“写作说到底,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和技术的问题,当然,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修辞和语言的重要性。其实这也是我在写作中一直不断思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吉狄马加以自己近一两年的作品为例,比如说《吉勒布特组诗》、献给他父亲的《迟到的晚歌》,实际上都是在向这种史诗传统进行个人的回应,同时也是一种致敬。
吉狄马加说,“《迟到的晚歌》既是对父亲的悼之的诗,如果从更哲学和形而上的角度来讲,它也是我对人类最古老而永远还会持续下去死亡的一种属于精神的记录。作为一个诗人,如何在传统、现代性和当下的现场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这是需要智慧的,还必须有创造性的发现,否则你很难完成这个已经确定了标高的宿命般的任务。”
在全世界所有民族都站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十字路口的当下,我们如何走向明天和未来?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我们如何保留和传承好自己的历史以及文化?面对这一问题,吉狄马加并不赞成欧洲启蒙运动所主张的工具理性,因为这会让人失去很多人应该保留的东西,“在今天,我们已经发现在世界性的工业化以来,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更需要去关注这些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各种因素,诗人不能只待在象牙之塔,游离于现实之外。当然,如何见证和书写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同样也是有责任和使命的诗人必须去考虑的,同时还要在自己的写作中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