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今古之间：明代洛阳士人对文化传统的接续与建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作者：户华为（光明日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宋人邵雍有诗云：“洛阳自为都，二千有余年。举步图籍中，开目今古间。”洛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层累积淀了厚重灿烂的文化传统，诸如天下之中、河图洛书、会社遗绪、伊洛渊源，等等。对于区域社会发展而言，文化传统既是形塑地方文化特点、影响该区域民众尤其是士人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可资发掘利用、增进区域认同的重要资源，某种意义上，古与今互为因果、彼此转换的互动一刻也不曾停歇。尽管历经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但有明一代，洛阳的昔日辉煌与厚重传统仍不断为当地士人所称颂和追慕，并被作为建构地方文化的话语与资源。无论耆老之会对唐宋“九老品题”的仿效、阳明讲会调和二程洛学与王学及建构伊洛学统的努力，还是对地方先贤和文化符号的崇祀与发掘，都能使人感受到传统的无处不在，以及其对当地士人行为方式、儒学嬗变与地方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九老品题”与耆老之会
“洛阳山川秀美，人物高华，古来名流率博雅会”（《中州杂俎》卷14），长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使其成为士大夫汇集之地，形成了文人交游宴集的悠久传统。特别是唐代白居易等人的“九老会”，对后世洛阳士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九老品题”亦成为古代文坛经久不衰的主题：“昔白乐天在洛，与高年者八人游，时人慕之，为《九老图》传于世。宋兴，洛中诸公继而为之者凡再矣。”(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北宋尽管定都开封，但“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贤而有文者，肩随踵接”。欧阳修、张尧夫、王几道等组成“洛中七友”，效仿前贤，悠游唱和。文彦博留守西京时，“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于韩公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时称“洛阳耆英会”（沈括：《梦溪笔谈》卷9）。这些“都人随观”“洛中夸以为胜”的盛事接续“九老会”遗绪，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以倡导弘扬，使之更加显著地积淀于区域文化理路之中。
宋元以降，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转移，洛阳的中心地位不再，加之金元时期，中原战火频仍，旧时繁华破坏几尽。经历元末战乱和灾荒双重打击的明初中原一片残破景象，“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宋端仪：《立斋闲录》卷1）。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明中期的洛阳经济社会逐步恢复，水利工程、桥梁道路、书院祠庙等的大举修建反映了这一趋势。与此同时，洛阳科举中举人数大增，并出现了一批文化影响较大的名儒和身居要职的官员，恰如嘉庆《孟津县志》所说：“文献之茂媺，甲第之蝉联，硕彦耆英，苕树颖列，则自有明之季暨于国朝之初，称极盛焉。”正是他们组织耆老会，创立书院，立会讲学，重修先贤祠庙，自觉发掘洛阳悠久的文化传统，建构地方文化。
据李玉栓先生统计，明代社事地点可考的“文人结社”有645家，其中河南府（洛阳）以18家位列第十，作为北方唯一非政治中心地区与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江南各府一道跻身其中；而杨晓塘、扈耕田、戴霖等学者考证的数量则更多。《中州杂俎》“洛阳古会”条，列举了洛阳历代著名耆老之会，其中晋至宋有金谷会、香山会、春明会、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6个，明朝则有八耆会、澹逸会、同年会、敦谊会、惇谊会、初服会、崇雅会等7个，而那些影响较小未列其中的远超此数。
从形式和宗旨来看，洛阳的会社与其他地区盛行的会社活动有诸多相似之处，也是明代文人生活方式和时代风气使然。而仔细梳理各种会序、会约、往来书札等资料不难看出，洛阳士人结社或者记述相关活动时很少提及其他地区的会社，所受影响基本来自区域传统，倾注其中的是浓厚的对于本地先贤的崇仰和传承地方文化传统的自觉：“洛中有社旧矣。唐会昌中，白乐天九人社之香山禅林，谓之香山九老会。宋元丰间，文潞公会其同志十二人于妙觉僧舍，谓之耆英会，又谓之真率会。二社皆两朝伟人，辑之史书，图之绘事，侈为美谈，数百载间犹一日也”（刘贽：《初服会序》）。
无论会名、结会形式还是具体内容，洛阳耆老之会对前人的效仿和对地方文化传统的接续显而易见。如詹栋、孙应奎、王邦瑞等结八耆会，为表示接续传统，又名续真率会、后耆英会。绘图作记，“亦用元丰故事”，其追慕前贤之情溢于言表：“耆英会何以义起也，何以后名？前有作者，今仿其义也，……迄今垂五百年，洛中犹传之以为美谈，固吾洛人之所崇仰而歆慕者也。……因仰前修，窃取其义，亦置酒尚齿，相约为会。虽勋业位望不足以拟前代诸贤，顾所以为会之义则一也。”（《河南府志》卷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