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今古之间：明代洛阳士人对文化传统的接续与建构( 二 )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事实上，这一时期效仿前贤结耆老之会，诗酒唱和、相互砥砺在洛阳蔚为风气，不仅名臣宿儒好之效之，即便分封于此的藩王及一般士绅，也纷纷附庸风雅，以预流为荣。晚明相对安定富足的社会局面和士人阶层的壮大是洛阳耆老之会再次兴盛的基础，而前人留下的会社传统与流风遗韵则是他们互相号召的资源和动力。“九老品题”“元丰故事”作为地方话语和文化传统深深熔铸于洛阳文化脉络之中，不仅带有凸显文化优势、增进区域认同的功能，也成为士绅建构日常生活意义的重要资源，相关活动时时处处流露出对前代先贤的倾慕和刻意仿效，带有一种强烈的接续弘扬地方文人传统的意味。
理学之宗与阳明讲会
阳明心学的传播极大改变了明代文化格局，“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与这种时代风气相适应，明中叶洛阳接受心学的士人越来越多，并出现了尤时熙、孟化鲤、吕维祺、王以悟、张信民等大儒，他们将阳明学与河洛理学传统加以调和，兴办讲会、聚徒讲学，使得洛阳成为心学在北方传播的中心之一。
洛阳阳明讲会自尤时熙始，“隆庆庚午，洛中诸君子遵先生（尤时熙）约作会城南。”他的弟子孟化鲤随后在新安立会讲学，“荐绅韦带之士，鼓舞踊跃于其中”（《孟云浦先生集》卷3）。其后，吕维祺、王以悟、张信民等各兴讲会，蔚成风气。“（吕维祺）讲学洛阳，建明德堂，群洛人士为明德会。”天启年间，吕维祺与张信民等设立芝泉书院，结会讲学，“百余人来学，布衣儒童咸与焉”。崇祯年间，吕维祺赋闲居洛，“与门下士讲求身心之学”，结伊洛会，又名伊洛社、伊洛大社（《明德先生文集》卷24）。
洛阳王学讲会既深受阳明心学影响，同时也体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正如杨念群先生所指出，儒学往往是在地区具体历史境况的格局下发挥其作用的，故带有地区性的指向。这种指向不仅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儒者对儒学理解的差异性，同时也往往决定了某一地区的儒者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和由此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洛阳理学传统深厚，“河洛为理学之宗，二程、吕、邵撰述炳焉尚已，厥后渊源所接，代不乏人”。程颢、程颐创立“伊洛之学”，形成宋以来的理学渊源和从二程、邵雍传至曹端、尤时熙等的学统，造就了洛阳在理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则斯地乃得与洙泗并称为道学渊源之所，盖谓西邹鲁也”（《河南省通志》卷43）。正因如此，洛阳阳明学者讲求心性而不废二程传统，既尊崇阳明又伴随着本地先儒的崇祀。如孟化鲤创川上书院，“尝于读礼之余，建两贤祠，同志即祠后建宗贤楼，以为昕夕讲学之地”（《迟悔斋文钞》卷2）。曹端与尤时熙都是洛阳人，前者倡明程朱理学，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后者则宗阳明学，“河南为姚江之学者，自尤时熙始”。同时崇祀两位本地先儒，既是对地方学术传统的接续，也表明其调和洛学和心学之旨。
会名和活动内容都充分显示，吕维祺等立会讲学包含着褒美乡贤、弘扬地方学统的努力：“虑伊洛久湮，圣学不明，以姚赓唐、杨英等来学五十余人作伊洛社，讲学于程明道书院。”（《明德先生年谱》卷4）与其师孟化鲤尊崇两贤相似，伊洛社的必要仪式是祭拜伊洛理学先儒，并号召诸生由地方先贤做起，悟道躬行：“我伊洛程明道、程伊川、邵尧夫、司马君实、曹月川、尤西川、孟云浦诸先生非我辈人乎？不敢学孔子，亦不敢学诸先生耶？……故吾曹立志要学孔子，要从诸先生做起。”（《明德先生文集》卷8）显然，这种崇祀仪轨不仅是为了树立榜样和典范，对于二程、曹端、尤时熙等学脉传承的强调也带有增进地方文化认同和接续地方学统的深意。
在学术追求和行事风格上，尤时熙“病学者凭虚见而忽躬行……故其论议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明史》卷283）。孟化鲤也一反王学末流狂狷空疏之风，主张在互相参证、克制私念的同时躬行实践，发挥讲学“正风俗，美教化”之功能，“人谓新安有古人风，先生之教也”。吕维祺“独揭躬行二字”，提出“实实躬行，实实向心上证悟，方为真学问”（《明德先生文集》卷11、卷21）。他强调“世自有世之讲学，吾自有吾之讲学，所谓天渊悬隔者也”（《明德先生年谱》卷1），主张既注重证悟心志，也要实实躬行，在修身养性的同时注重承担挽救世运、移风易俗的社会责任。事实上，面对明末河洛战乱频仍、灾荒连年的境况，吕维祺等士绅在立会讲学、移风易俗的同时热心地方事务，修桥补路、赈灾救荒，极力维护社会秩序，并为地方利益呐喊奔走，“凡桑梓利害，调画当事，如驿累议、救荒议、折漕议、盐车议、书札盈厢，皆不避嫌恕，百姓阴受其福”（王铎：《吕兵部尚书赠太傅忠节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