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凯：日本就是那个离中国最远的东夷洞房花烛夜|经典名句|《诗经》|苏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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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杨文凯
古代中国以中华思想著称，自我定位为“中国”而把周边称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显示了中国古人认识天下、解读四方的典型方式。《韩非子·物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奠定了中央的概念。现代著名历史学者、已故旅日小说家陈舜臣认为，中华思想是文明主义的扩散，而不是血统主义的延续，诚哉斯言。
中国，即中央之国，也指国之中央。文明浓厚的地方为“华”，文明稀薄的区域为“夷”。传说上古圣君尧的手下有“四罪”，他把业绩差、好作乱的四名部下流放四方。据《史记》记载，怒触不周山的共工被流放到幽陵为北狄，介绍了共工的礶兜被驱逐至崇山成南蛮，作乱的三苗被移送至三危成西戎，治水失败的鲧被迁移到羽山变东夷。中华是“羽扇纶巾”的礼乐之邦，“文身断发”是蛮夷的风俗，文明开化程度是区别华夷身份的关键。
《孟子》有记载，与尧并称上古圣君的舜，就是东夷出身。在上古“四罪”中，古代中国对鲧和东夷是颇有好感的。鲧的儿子禹继承父业，终于治水成功，成为夏王朝的开山，即华夏民族的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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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汤岛圣堂的孔子铜像
关于东夷，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与”（论语?公冶长第五）；又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第九）。孔子想表明心迹称，如果在中国大地上道义不行，我愿意乘船出海，去到原始简陋的九夷之地。所谓“九夷”，即指东方的九种蛮夷之地。黄侃的《论语义疏》解释称，九夷之一就是倭。
从古代中国的时空出发，四方是文明低下的区域，日本属于东夷，隔海相望，处于离文明中心最远的边缘。西汉《淮南子》相关记载称：“东方有君子国”。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欲从大唐回日本，王维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其长序提到：“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所谓“君子之风”的印象和记述源于《淮南子》。可见，中国读书人从这些古典中得到的印象，即东方的民族并不野蛮。在四周的非华夏圈中，东方的日本并不令人反感。
在古代与日本同属东夷圈的朝鲜，早在汉代就设置了乐浪郡，官员赴任、人口移住，与中国往来频繁。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是现实性的存在，缺乏梦想的要素，而遥远的日本才是梦幻的土地。中国自古以来一直传说称，东海有蓬莱仙岛，那里有长生不老的灵草。在秦始皇的时代，诞生了徐福携带三千童男童女，乘船寻觅东方仙岛的故事，更加助长了对梦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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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东夷诸国来源：Wikiwand
在中国的史籍中，日本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记载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日本即倭，尚处于100多个国家分立的状态，定期向位于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派遣使者朝贡。《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记载了早期邪马台国及倭女王卑弥呼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邪马台国”是日本国家的起源。史称，东汉光武帝刘秀曾颁授“汉委奴国王”金印，魏明帝曹叡则颁赐卑弥呼“亲魏倭王”称号，让当时孤悬海外的日本顿时有了不一样的心情：一曰喜不自胜；二曰有恃无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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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六世纪前后的东夷诸国来源：Wikiwand
在中日交往的历史中，几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值得一提。《隋书·东夷传》明确记载：“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余里，日出东方，升于扶余，故云日本。”大业三年（607），推古天皇遣使朝贡，据称使者是小野妹子，“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其口气之大令隋炀帝颇为不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