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唐玄宗天宝13年(754年)元旦，在大明宫摆宴举行新年拜贺仪式，日本的席次位于西第二位，在吐蕃之下。当时的日本使节大伴古麻吕表示抗议，最终席次调整为东第一位。虽然仅见于日本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自古就有争强好胜的自大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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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年，元朝大军东征日本，遭遇“神风”而覆灭，日本史书称之为“元寇”。《元史》日本传记载，十万之众仅三人得还，不免夸张了；《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十存一二”，即十万之众，生还一、两万人。《元史》日本传称，元军为躲台风袭击而避难鹰岛，被日军扫荡击杀多数，还有两、三万人被俘。其中，蒙古、高丽、汉人皆杀之，而新附军则留作奴隶。所谓汉人，指华北出身的早期归顺元朝的汉军，而新附军则是刚刚灭亡不久的南宋的旧军队。
有分析指出，蒙元隔海东征日本，远征军的大半都是新附军，目的之一是消耗南宋降军并弃置海外。当时，日本对宋朝的文化是向往的，日本的基层社会也吸收了江南文明，所以对南宋旧军人网开一面。由此，数以万计来自江南的中国人被遣散到日本各地，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对日本人也有许多直观的感受和认识，可惜都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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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年，战国枭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欲出兵朝鲜，窥伺大明。当时在萨摩有一位名叫许仪后的中国人医师，知道此事后给故国发送了急报。许仪后早年被倭寇海盗挟持到日本，后成为岛津藩的伺医，因医术高明而深得信任。他经过调查后了解到日本出兵的秘密，秀吉的目标不仅是朝鲜，还有大明。许仪后心急如焚，给故国连写三通密信，其报告大约五千多字，分成了六部分详述了日本国情：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复陈未尽之事。
报告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详细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比真正爆发战争的日期只差一个月；报告也推测了日本的侵攻路线图：“翌春渡高丽，征辽东，取北京城”。许仪后还描述了他眼中的日本人：刑法刻剥，浮虚无实，大言壮语，嗜好饮酒，乘着酒兴而战，等等——这些与历代正史中的东夷传庶几相近，可见历经千百年，日本人本性不改。
当然，古代中国人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典出《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也是千年不变。在中国人的世界观里，从来没有外国的存在，只有华夏的政权教化达不到、法律管不着的地方，视为“化外之地”(出自《唐律疏义·名例》)，古代日本就是有君子风的化外之地。对此，中国皇帝可以给予册封，授予朝贡的资格。朝鲜接受了明朝的册封，面对丰臣秀吉大军的入侵，自然向宗主国大明请求援军，明朝派兵增援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的朝贡制度，随时代不同而变化。接受了朝贡的宗主国，须以数倍的财物下赐回赠，这是上国的礼仪，也意味着朝贡对外族是一桩盈收很大的生意。明朝财力不足，原则上不再册封，某种意义上断了外夷的财路。明朝甚至认为，秀吉征伐高丽，与辽东满族的长年骚扰一样，是为了表达得不到册封的不满。虽然明军援朝携手高丽击败了日本军，但在秀吉出兵朝鲜50年后，大明终于亡于大清，也是传统天下观念的破产。然而，清朝依然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观，直到200年后被西方列强打破了国门，才被迫把册封关系改为国家关系，把朝贡制度变成了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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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前排中）和日本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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