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谈中国古代戏曲研究( 七 ) 展厅|学术|邀请展|人物志

两队人马，一队成功，一队失败，形成反差，也有些“戏剧性”了。您的“情景意识”，用于解《易》，看法也就有别于已有的“成说”。我觉得，如果说《周易辨原》一书是在“洞悉玄奥”，倒不如说是在“发上古社会日常生活之覆”，更为合适。说白了，那些爻辞，折射着上古初民的人生悲欢的某些“碎片”，驱散迷雾，整合“碎片”，虽说很难将“拼图”拼全，但拼得多少算多少，起码有一个大致的模样，不再“云里雾里”来读《易》，也算是一种“读法”。
黄天骥：我还是那句话，未敢必是；但是，可以“换道行车”，不一定叫“换道超车”哦，反正自己去寻求新路，也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其实，我们在谈论“辩证思维与经典阐释”的话题，您阐释经典，不仅是《周易》，还有《西厢记》，写成《情解西厢》一书；阐释《牡丹亭》，写成《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一书。就以后一部书来说，我注意到，您在阐释《牡丹亭》的文本独特性时还是运用了辩证思维，比如说，您依据文本的客观状态，分析了该作品的戏剧因素与非戏剧因素的统一问题。《牡丹亭》，竟然还有非戏剧因素。
黄天骥：确实，我是在《牡丹亭》里看出有些场次是“游离”于剧本情节主线的，如《劝农》一出，场景显得“闹热”，游离于剧本酣畅淋漓地写追求爱情的题旨。这仅仅是剧中的一个例子，还有不少，像《道觋》一出，是在情节进行过程中随时插入的科诨，故意搞笑的；像《虏谍》《叱贼》《淮警》等出，插入描写战争的场面，让作为“文戏”的《牡丹亭》兼杂武戏。我粗略统计，《牡丹亭》的五十五出戏中，这一类的戏竟然占了十九出，约占全剧的三分一之多。那就不可小觑了。
如何解释这类现象呢？
黄天骥：你说“戏剧因素与非戏剧因素的统一问题”，恐怕这样说吧，紧贴着剧情与游离于剧情，两相结合，可能更准确。值得注意的是，利用民间说唱技艺，诸色杂耍，以及民俗仪典，穿插与戏曲表演之中，这做法，并不是《牡丹亭》所独有，而是明代传奇惯常使用的手段。这是延续了宋元以来“杂”的传统。这样做，从今天的舞台演出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故事的情况看，或许有利有弊，其弊可能还比较明显，甚至会被视为芜枝败叶；但就元明时代的作者而言，则是出于活跃舞台气氛的需要，是适合观众的审美趣味，以及继承人们从古以来的审美传统。
所以，您引出了“文学性与舞台性”的对立统一的问题。
黄天骥：戏曲本来生于民间，后来，文人也参与其中。应该说，文人学士参加戏曲创作，对作品意境的深化，文字语言的净化，加强作品的文学性，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戏曲是要演给多数人看的，懂得舞台性的作者，必须考虑这一文艺样式具有世俗性的特质。说白了，他们要研究如何吸引观众的问题。明代许多传奇作者，便以穿插民俗图景、民间风情、战争场面等谐趣科诨的办法，让活生生、闹哄哄的气氛化为舞台吸引观众的“利器”。当然，明代传奇加插一些游离于剧情的因素，并不是每一剧每一出的处理都是成功的。也可以辩证地看，就算是汤显祖，他在《牡丹亭》里插入《劝农》，是有必要的，也属生动、活跃、闹热而又精致的，但不等于说他在全剧的每个地方都做得好了。
文学鉴赏与晚近新著
您晚近的新著，除了《情解西厢》《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外，还有《诗词创作发凡》《诗词曲十讲》，而且，您正在一些刊物上发表鉴赏唐诗的系列文章。我们的话题正好要转到“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后半句上来了。其实，《周易辨原》也算“兼学别样”，只是我觉得，您的“别样”还是以诗词为主的，虽分主次，而“次”中也有“主”，话虽有点“绕”，但也符合实情。
黄天骥：我自大学毕业以来，结合工作的需要，给自己定下了“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目标。本来，我在中学读书时，偶然在报章上发表过几篇散文、小说，便做着长大了当作家的梦。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做音乐指挥，也是在中学时期，课外受过音乐指挥的专门训练，回到家里，还似模似样地“表演”指挥技巧，曾一度想报考音乐学院呢。可是，终于读了中文系，留校任教，就只好收拾梦想，做我的教师去了。小时候，祖父要我背诵唐诗宋词。上大学时，除了王起老师、董每戡老师的课之外，我还十分喜欢詹安泰老师的课。詹老师是词学专家，一生重视词学，他的《詹安泰词学论稿》一共有七章，是其大著《词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本来还有若干章的稿子，不幸散失了。他的论文如《宋词风格流派略谈》《温词管窥》《李煜和他的词》《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简论晏欧词的艺术风格》等，或从个别篇章入手，阐述词人的特色，或纵述不同词派的风格，为我们钻研词的艺术性问题做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