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对宋朝的评价为何是两个极端！收藏|古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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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题《宋代历史再认识》，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5期，后收入《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相信许多在大学中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老师，都曾面对学生提出的类似问题：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宋代？不少学生从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中、从前辈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意识到宋代的“积贫积弱”，特别是鼎峙与战争中国势的不振；而与此同时，却又在西方流行的史学著述中，注意到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谢和耐（JacquesGernet）、伊懋可（Mark Elvin）等汉学家对于宋代历史的极高评价，甚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学生们往往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个人觉得，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国内学术界对于宋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对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于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则没有这种内心感受，他们从一种外在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历史。其二，与对于“统一”、“集权”等范畴的重视相应，政治史是国内学术界的传统优势所在，政权间的角力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则出自于和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而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能以开放的、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宋代历史，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演进序列中特有的重要意义。严复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对于现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在中国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位置早被学术界所敏锐洞察。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希望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唐宋”、“宋明”并称，都是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不同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前后历史之间明显的反差甚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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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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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前后的关联与递嬗，钱钟书先生曾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谈到区别与转型，又有“唐型文化”、“宋型文化”之说。“唐宋”并提，将宋代作为唐代中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中华帝国中期至后期转化过程中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也有学者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视域观察“唐宋”或“宋明”连称背后牵系的意义，开拓出新的研究理路。将宋代的历史置于长时段中予以认识，有效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力图把握“中国大历史”的黄仁宇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经历过晚唐五代的社会变动，既有秩序被冲击，社会结构调整重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明显，王朝的务实基调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宋代本身的发展来看，大量新的因素出现：生产水平提高，租佃制、雇佣制发展，坊郭户等非主体社会阶层成长，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兴盛，都市面貌改观，社会流动频繁。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在宋代基本完成，江南由此成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于隋唐的科举选官制度，从操作方式到社会影响力在宋代都发生了深刻和明显的变化。新型精英站在开新风气之前沿，文化传承者身份下移，知识传布面扩展；家族与地方社会凝聚力增强。此外，新儒家的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创新，士人对于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艺术情趣与品味风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传播，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加强；为保证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宋代士大夫亦努力“致其君为尧舜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