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受到汉武帝青睐,延续千年正统地位,只因掌控了两条国家命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同样又是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各种文化观念和学说门派如雨后春笋一般竞相生长,并相互碰撞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积淀。
当时各种学派百家争鸣,谁也不服谁,可是经过数百年群雄逐鹿相互交锋,到了汉代以后,诸子百家大多都销声匿迹,仍然在社会上存在广泛影响的只剩下儒家和道家。【儒家受到汉武帝青睐,延续千年正统地位,只因掌控了两条国家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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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论剑,高下立见,到了汉武帝时期,厚积薄发的儒家终于迎来属于它的巅峰时刻,不仅由于“独尊儒术”的政策,被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从此在社会上的传播受到政府大力支持。由于大儒董仲舒的提议,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彻底断绝了学术竞争者们逆袭的道路,真正使儒学成为一家独大的国民学说。相比之下,道家虽然借助道教得以苟延残喘,但更多的只是局限在神仙方术之学,远不及儒家正宗气派。那么儒家能从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取得最后的胜利,到底靠的是什么独门绝技?儒学的推广方式:应用与传播并重的策略儒家自诞生之初,其传播途径与其他诸子百家就有很大不同,儒家不只有许多经典著作,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更有一大批怀抱强烈传播欲望的弟子和再传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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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弟子跟随老师学习儒家经典,一部分人为的是学会治国之道,将来辅佐君王从事政治活动。比如曾子的弟子吴起;或者经世致用,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生产生活中,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而更多的儒家子弟则是为理想而来,随理想而去,在完成学业以后,儒生的身份便从学生摇身一变成了老师,他们积极深入民间基层,在乡村街巷讲经传道,将儒学思想散布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更重要的是,儒家还十分巧妙地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教育系统紧紧绑定在一起。常言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们只有接受教育,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才能更好地学习各种技能,参与社会生产,尤其是战国后期私学兴起,想要参与私学必须首先具备文字基础。可是战国以前,社会上并没有专门供人们学习的语言文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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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主张推行教化的孔子努力改变这种现象,他整理编汇了《诗经》和《尚书》,作为儿童的识字课本,填补了当时缺少文化启蒙教材的空白,满足了人们渴望掌握文字,学习知识的需要。在战国后期广为流传于民间,以至于每当谈论起国家大事,普通人都能随口引用几句《诗经》中的话语,而借助这些启蒙教材学习文字的过程中,人们必然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生活中不自觉地就会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坑得尽的儒生,打不倒的儒学通过开发教材、讲经传道的途径,儒生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构建社会教育体系的宏伟工程中,依托教育这条国家命脉,儒家学说的影响规模迅速扩展,在诸子百家中后来居上,这引起了其他很多学派的警惕和抵制,尤其来自是虎狼之国秦国的学者。自从商鞅变法确立法家在秦国的统治地位之后,政府推行的苛捐杂税和严刑峻法常常招致儒生的非议,令当权者深感头疼,于是秦国率先在全国范围施行禁绝《诗》、《书》的行政命令,使儒家思想在秦国的传播受到强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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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历史终有定数,世事变化难可逆料,谁也未曾想到偏偏是这个禁绝《诗》《书》、抛弃礼仪、蛮横残暴的军事化国家秦国,最终能够完成扫清海内一统天下的伟业,而那些还在满口仁义礼智信随意评短论长的儒生,更想不到灾难竟然这样快就砸到自己头上。韩非子首倡的“焚书坑儒”使包括儒家在内诸子百家的发展陷于停滞,也彻底摧毁了儒家几代人苦心建立的社会教育体系,秦朝的广大人民面临着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的困境。难道秦朝真的要彻底愚化百姓,打造“全民文盲之国”吗?当然不会,因为任何国家要发展壮大都离不开教育,于是在自由讲学被废止之后,秦始皇开始重新构建新的教育体系,采取“以吏为师”的模式,即由地方官吏担任教师,承担教化百姓的职责。秦朝重臣李斯和赵高还主持编撰字典《仓颉》,既为了方便人们学习文字,也起到了统一文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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