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的音乐太难懂?换一个角度走近这位“巨人”( 二 )
显然,马勒强调对乐谱符号的忠实和努力解读这些符号所蕴含的音乐意义,这是他准确传递作品的基础。为此,他陷入一生的苦恼中,他似乎从未满意过任何乐团的演奏,因为他对艺术完美的向往是一种无止境的苦苦探究。尽管在旁人看来,他指挥的演出已经相当完美了,但马勒内心却清楚,他的完美主义与他指挥的乐队之间所存在明显差距:“我遇见的每支乐队都有可怕的习惯或者说不合宜之处。他们不会读乐谱记号,于是违反了作品的力度变化或是隐蔽的内在节奏的神圣法则。”
瓦尔特认为,马勒指挥风格的准确与清晰反映出他理解音乐的深度。马勒极富艺术哲理的名言是:“音乐的精髓并不在音符之中。”因此,他指挥艺术的美学真谛是:通过探寻乐谱中音符及各种符号的“所指”和“能指”,用融入演绎者自己的理解和艺术热情来揭示作品的蕴涵与美妙。
这种个性化的音乐阐释曾深深打动瓦尔特,他对马勒指挥艺术的审思同样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音乐的精髓、音乐的根本灵魂是伴随着他指挥时的巨大激情,个人倾诉的巨大效果和巨大的基本力量而展现出来的,因此有时会引起这样的怀疑:究竟是作曲家还是马勒在说话,他们二人中是谁的强大精神力量迫使另一人代替他唱出他的感情?马勒唯一的愿望无疑是揭示他人能探测的最大深度——实际上是作品自身的最大深度。
有人问道:像他这样的演出所揭示的是演出者的灵魂,还是作曲者的灵魂,或者是两者的混合灵魂?这正是音乐再创造的奥妙之所在。在艺术中和在生活中一样,只有完全的个人愿望,完全的“我”才是合理的,才能促使我们探索作品的深度。
文章插图
马勒的创作小屋
“我的时代终将来临”
像贝多芬一样,作为作曲家的马勒也跨越了两个时代。如果说贝多芬的跨越展现了贯通“古典”与“浪漫”艺术底蕴时的顺遂和畅达,那么马勒的跨越则显露出连接“浪漫”与“现代”精神蕲求时的矛盾和艰难。
处于时代碰撞中的“作曲家马勒”的身影全然没有指挥台上的马勒那么伟岸。在马勒生前,世俗眼光中的“作曲家马勒”是浮浅、陈腐、臃肿音乐的制造者。维也纳音乐界的保守势力质疑马勒的宏大叙事,拒绝他的交响华丽,有些人更以种种理由攻击他音乐中的混杂与粗野。
尽管处于日落西山的浪漫主义黄昏,欧洲乐坛依然耐心地等待着在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之后,能够出现传承、发扬德奥交响曲传统的大师,他们需要的依然是纯净的浪漫、崇高的雄伟和抒情的洒脱。然而,马勒交响曲的重量、厚度与深奥,粉碎了这些人的期待,他完全打破了那种貌似正宗的德奥交响曲传统“守护神”的浪漫幻想。所以,对“作曲家马勒”的认同感很难指望在那个时代得到真正的实现。
马勒内心却非常清楚自己的音乐创作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意义。他在世时就曾预言:“我的时代终将来临。”据马勒的妻子阿尔玛回忆,马勒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作品是“未来生活的一种先现音”。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勒辞世50多年后,他的音乐终于得以复兴。美国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以其激情澎湃、极具戏剧张力的个性化诠释颠覆了先前许多人对马勒交响曲的认识。“当提到马勒一词时,在我脑际自然浮现的形象便是一个跨在‘1900’这个奇妙的分界线上的巨人。他站立着,左脚坚定地扎根于他所热爱的19世纪,而右脚则没有那么坚定,在20世纪寻找稳固的土地。一些人认为他没有找到立足之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他没有在某处落下沉重的脚步,20世纪的音乐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伯恩斯坦的这通感言发表时,马勒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这样的高度评价在“马勒复兴”的初期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阅读这段感情真挚、形象生动的文字时,依然有着情感的共鸣,更有理性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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