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低保老人发现67年前游击队借条，估值3万亿，该怎( 三 ) 2011年

梁诗伟的姐姐梁贤孝，在2011的时候，已经90岁高龄。她还记得8块金条和5000块大洋的时。对于这件事，她说：“往事不堪回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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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借条的时候，梁贤孝老人就写了一份委托书，说自己年纪大了，让她的儿子代为处理。
她的儿子林炳铨说，她的母亲的意思是，想让政府为他们家平反，取消当年错划的成分，其次就是还钱，但他们的要求并不是3万亿那么多，按照欠条账面上的金额还就行，不要利息。此外，再追加梁家为革命家庭。
有些人说这个欠条已经有67年了，它是否已超过了历史的时限？对此，法学家表示，现行的法律无法适用于它，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江门是革命老区，谁也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欠条，万一他们都跑到政府来了，那该如何处理？由于种种原因，当地民政局还没有正式接受这一欠条，尚未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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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欠条：战争年代的救命稻草
在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政府的初期，红军的军费和苏维埃政府的经费都很困难，而且在多次的“围剿”斗争中，国民党军队采取了残酷的高压政策，粮食、武器等必需品的供给都非常紧张。
因此，当时的红军和苏维埃除了靠打土豪和战斗缴获，还需要从地主和富裕人家那里借。
而红军历来都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因此，在当时无法立即偿还的条件下，订立欠条是最妥善的方式。
在湖南平江县，曾经发现过一张1931年红军打的欠条，尽管纸张残破，但从字迹上还是能看出，这是一张用毛笔写的欠条，原件金额有200多银元。
有收藏爱好者收藏着一本1974年1月记完封存的“记账凭证簿” ，里面夹有三张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证”和一张1973年的还谷证明。还谷证明充分说明了老区政府仍然继承着红军借东西要还得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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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还有一些欠条没有付清。
1947年，东江游击队中队长李汉辉曾向博罗地主黄观荣借粮借枪，并留下借据。后来黄观荣儿子黄海洋发现了借据，黄海洋的孙子黄苏强携借据原件赴广州鉴定真伪。
面对几十年前游击队的旧账，博罗县民政局表示：“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政策依据，但如果借据是真的，按道理也应该补偿。 ”
但随后，该县民政局的说法几次更改：
1977年：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2009年：双方当事人都已不在，只一个人作证不够；2011年：国家没有相关政策，有关部门也不知该怎么处理。
此借据的赔偿一直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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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让这段历史欠债成为“糊涂账”
《民法典》规定，
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最长不超过20年。
红军出具的借条距今已六七十年有余，远超过追诉时效20年，通过法律途径追回债务的可能基本为零。
此外，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都是解放后的产物，从法律上讲，无法对借据的权益进行保障。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债主能把一份纸质的借条保存下来，确实不易。而革命时期借债事件的当事人、见证者，有些已经去世，有些则年事已高，难以清晰记得当年的情况。
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红色借条”无法偿还。对于“红色借条” ，各地都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因此，建议当事人将借条捐给文物部门，并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奖励，是目前处理相关问题的常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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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是靠群众路线获得的，亿万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梁诗伟拿借条寻求补偿一事中，梁诗伟父母辈的借枪、借粮之举，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梁鸿文是当时的地主阶级，但也是“人民” ，对于革命的贡献不可忽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游击队向他们借债是对他们的信任的，而现在“还债”更是对当年的承诺和“债主”们贡献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