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唐代法律制度：律、令、格、式四者并行的法典体系

隋统一全国后，重视法制建设，开皇元年删定律、令，开皇三年再定律、令、格、式。唐朝继承并进一步完善了律、令、格、式四者并行的法典体系。
中国传统的法典体系由律、令、格、式组成。律最早出现，战国时魏国李悝综合各国法律，撰成《法经》六篇，秦汉沿用并补充发展。令是律的辅助，秦汉时期就已经律、令并称，二者的区别在于：律为法典，侧重对违法行为判刑量罪，而令是对规章制度的规定，前者重在惩戒，后者重在教谕。
魏晋南北朝都不断总结过去政务实际运作中一些可取的做法，编为格，作为现在工作的参照。式的产生时代没有定论，但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保存有战国末期秦国关于司法问题的《封诊式》；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式与格没有严格的区分，常同时存在于“故事”一类的文件汇编中。西魏大统十年编纂的《大统式》为政府的施政总纲，标志着式以独立的法规形式，上升为当时的主要法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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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说：“令是国家制度，区分尊卑贵贱的等级；格是政府部门常行之事；式是政府部门遵守的规则，国家的政事都与此相关。 ”综上观之：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是判罪量刑的依据；令是制度、规章的规定；格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是对律的补充和变通条例；式是官府机构的各种章程细则。
律
唐律主要经历了从高祖《武德律》、太宗《贞观律》到高宗《永徽律》的发展过程。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契机，唐高祖李渊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吸取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政权稳固与否有重要影响，在法律思想上主张德治为主，刑罚为辅。因而，在初入长安时，为笼络人心，约法十二条，除杀人、劫盗、背军、叛逆等判处死罪，其余一概废除隋朝的苛法。称帝后，他下令制定《武德律》，以隋初《开皇律》为蓝本。《开皇律》律文500条，素有“刑纲简要，疏而不失”的美誉。
唐太宗时，宰相房玄龄领衔修改《武德律》，删定成《贞观律》500条，分为名例、禁卫、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列死、流、徒、杖、笞五种刑名。《贞观律》充分体现了唐太宗用法宽简的原则，降低了刑罚幅度，减大辟者92条，减流放为徒刑者71条，缩小了连坐处死的范围，使贞观年间成为极少使用酷刑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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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继位后，命长孙无忌等人以《贞观律》为基础，修订完成了《永徽律》12篇。因律文表述比较简略，实际运用时易生歧义，为方便司法实践和规范科举中的明法考试，永徽三年（652）长孙无忌领导国内律学名家又撰成《律疏》30卷，对律文逐条进行解释，次年高宗令将《律疏》附于律文后颁行，律疏具有与律文一样的法律效力。
因《律疏》立足于汉朝以来的立法经验，对律文的解释详细而权威，还自设问题使之明白易懂，故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永徽律》也凭借这部疏议而得以流传至今。《唐律疏议》被唐以后的封建王朝奉为封建法典的楷模，而且被东亚文化圈各国所借鉴。今天我们研究唐律，一般都从这部永徽年间成书的、我国封建时代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疏议》入手。
令
令是我国古代规定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等各种制度的行政管理法规。与修律同步，唐在高祖、太宗、高宗、玄宗时期都曾修订过唐令，据“两唐书”记载，有《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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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均为三十卷。首先是高祖武德年间，定律的同时，裴寂等撰定唐令。太宗贞观十一年，颁布房玄龄等刊定的唐令，共30卷1590条。高宗永徽年间，唐高宗曾令长孙无忌等人修改、撰成令30卷，是为《永徽令》。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定令30卷1546条。可惜的是，作为一代盛典的唐令早已失传了，不过，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仍保存着一些唐代令的残卷，如被割裂分藏于伦敦、巴黎博物馆的几份敦煌文书实为《永徽职员令》残卷。
另一个了解唐令的方式是参照近年天一阁藏明钞本的《天圣令》，天圣是宋仁宗的年号，《天圣令》是宋仁宗天圣年间删修的一部令文汇编，包括田令、赋役令、仓库令、厩牧令、关市令（附捕亡令）、医疾令（附假宁令）、狱官令、营缮令、丧葬令、杂令。仁宗以前，宋令基本沿用唐令并据宋代的实际情况进行改编，故每种令文又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将旧文与新制参定而成的宋令；后一部分是已经不用的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