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搭上内阁这条线，升迁有多容易？明朝名臣彭时给我们答案

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君臣关系的状况往往决定着朝臣的政治命运，而朝臣权力的运用一般都处于与其他各种朝臣的协作和矛盾中，他们个人与其他朝廷重臣的关系，往往会影响官员的口碑，甚至成为影响官员升迁的关键。彭时是明代中期的贤臣和重臣，先后在英宗、代宗、宪宗三朝担任要职，做过十几年的阁臣，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与朝中重臣的关系，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仕途。
一、彭时与内阁首辅的关系
彭时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之初似乎很有运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从翰林院修撰成为阁臣参预机务。这种“好运” ，首先源于彭时本人的学识及能力，以及当时动荡的时局急需用人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与当朝重臣的器重和提携脱不了干系。
其中对彭时仕途初期的平坦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内阁首辅陈循。陈循，字遵德，号方洲，江西泰和人，永乐十三年（1415年）进士第一。正统十四年（1449年）至天顺元年（1457年）任内阁首辅，他的一生有过辉煌，也有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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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循一贯看重乡谊之情，成为内阁首辅不久后，便举荐同乡彭时入阁参预机务，而与彭时一同入阁的商辂是在入翰林院三年后才被擢入内阁。景泰年间，彭时因忤旨而失去了景帝的信任与重视，后不再入阁参预机务，在此期间，陈循仍曾多次提携彭时，如景泰六年（1455年），陈循推举彭时任《寰宇通志》编纂，虽然没能使彭时重新入阁，但为彭时日后在朝的声望打下了基础。
而同朝重臣之间的融洽、和谐或矛盾、冲突关系的形成，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其所处的明代前中期政治环境与条件的影响，如为官者既忌讳官员私自结交，但实际中又常有官员不得不借此以求固位或升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在于重臣们彼此间的个性特点（包括性格和思想意识倾向）及为政风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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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入阁后，与彭时关系较亲密的阁臣主要是李贤与商辂。李贤（1408-1466），字原德，河南邓州人，宣德八年（1433年）登进士，授吏部封验主事。他比彭时年长8岁，但其入仕较彭时早15年。李贤仕宦经历丰富，正统至景泰年间，先后在吏部、兵部、户部担任要职，这个时期的李贤敢言实事，通达有为。且丰富的仕宦经历为他日后处理各种关系，韬光养韬，融达圆通，却又不失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夺门之变”后，因时望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直文渊阁，不久升任吏部尚书，徐有贞被罢免后，他继任内阁首辅，终天顺之世，除期间一个多月被诬去职，都担任内阁重要辅臣。李贤气度端凝，奏对皆切中时弊，深受英宗赞赏和倚任，在职期间，政绩卓著，《明史》称其“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 。天顺初，彭时复入内阁后，作为李贤的得力助手，两人相处融洽，共商政事，形成了少见的相协性内阁组合，这十分有利于营造和谐的内阁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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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二年秋彭时回乡省亲，李贤写下《送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彭先生省亲诗序》为彭时送行，赞其忠孝两全，并谓“予与纯道相知尤稔，宜为序以道其情” 。在彭时的请求下，李贤还为其叔父彭琉撰写墓表，并在表中写道“贤与时同官久，知其博雅，君子所状必非过，其实者，故繁其词，而不杀云” 。成化二年（1466年），李贤去世，彭时在《李贤神道碑铭》中写道， “予（彭时）与公（李贤）同寅，久相知，深著其功行”
这说明两人在同朝为官期间建立下的深厚友谊。但事实上，李贤对江西商人持有一种憎恶之情，李贤认为江西商人诡谲善贾，而其乡之民众朴钝少虑，善农而不善贾，易被江西商人利用，致其乡难以产生千石之富者。基于此，李贤对江西籍官员也带有一种偏见。而终天顺之朝，李贤却能与彭时形成和谐融洽的协作关系，共同致力于挽救扭转天顺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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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李贤与彭时意气相投，都有着以道事君、为政兴治的共同理想，且李贤十分欣赏彭时严谨但仁厚的个性以及守职持正的为政风尚；另一方面，当时英宗也十分赞赏作为南人的彭时，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人主的喜好往往会影响人臣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