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投资没有传奇故事( 二 ) _游戏世界

在科技投资领域，这几无可能。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告诉36氪，科技投资大量的机会是To B的，这些机会即便被最终证明正确，也会出现多个并行的成功玩家，“Winner takes all的机会一定不会像To C互联网时代那样多” 。
在时下正酣的半导体、云计算、智能制造等领域，即便资金已经大范围涌入，但从终局来看，有机会达到百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可能屈指可数。根据IT桔子对中国独角兽公司分布范围的统计，在涵盖人工智能、云计算、SaaS等领域的大企业服务赛道中，目前仅有人工智能类企业估值能到40亿美元以上，此外30余家独角兽公司估值均在10-30亿美元区间内。
当然，这或许只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但熊伟铭也向36氪表示，只有当一家To B企业以个人作为最终生产力单元时，才能形成“极高的天花板” 。至临资本创始合伙人姜皓天对此有一个更形象的概括：“硬科技的成功相对互联网，是灌木和巨杉的区别——更多更散，但很难更大更高 。”
或许有人会提到一个反例：如今市值近1.5万亿的宁德时代。单从绝对回报来看，宁德时代至少成就了一对伉俪投资人。2015年10月，由裴振华实际控制的宁波联合创新出资8900万人民币投资入股宁德时代，至今回报超千倍。在不久前发布的《2021年胡润百富榜》中，斐振华、容建芬夫妇排名第49位。
可问题在于，宁德时代的成功实在难得。2011年，中国出台新能源汽车产业优惠政策，如果外资占股超过50%便无法享受政策优惠。因此，曾毓群才从原来日资控股的ATL公司将研发部门独立出来，牵头成立了宁德时代。2012年，公司刚一成立便与华晨宝马达成合作，随后又与吉利敲定15亿元的合作，成其一飞冲天的起始点。
复盘宁德时代十年万亿级别的成长路不难发现，这并非是一场硬科技时代的典型成功，而是技术创新叠加行业红利、政策红利下的结果：伴随新能源汽车迎来爆发期，宁德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在政策筑起的高墙中，在缺少足量竞争的情况下，一路高歌猛进。说到底，还是一场特殊的winner takes all 。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最典型的VC商业模式——“投100个，期待至少1个巨额回报”——在遇到天花板普遍较低的科技投资时，已经发生改变。
对标美国，To B领域确实有着微软、Salesforce、oracle这样的上百亿、千亿美元市值的大家伙，但即便是在公认更适合To B公司的美国，这些公司也历经了极其漫长的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微软直到世纪末的最后一天，才创下了6616亿美元的人类历史上上市公司最高市值纪录，历经30余年。Salesforce从成立到长成一家市值10美元的上市公司用了5年，而真正成为企业级SaaS帝国则经历多起并购整合，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
尽管随着疫情常态化和国内数字化深入，近两年资本对于科技类公司的认可程度和估值水平都在显著提高，但投资人们也深知，这些公司从单一技术到成熟产品、扩大商用的过程一定会比to C公司要更漫长。
一个或许不甚科学的对比：如今数据库领域的当红炸子鸡“Pingcap”，在2015年拿到经纬创投的第一笔融资，到2018年C轮融资时，投后估值为2.5亿美元。即便今天已成为硬科技领域的新晋独角兽，2021年E轮融资后的投后估值仍在30亿美元左右。而也是在2015年拿到第一笔融资的拼多多，在三年后便赴美上市，当天市值达240亿美元。
这恰是科技投资和VC基金属性的天然矛盾。在国内的私募股权投资领域，投资机构募集的一支基金通常有固定存续期，一般为“5+2”或“7+2”，最长也不过“10+2” 。
当一种创新的实现周期远大于投资人在一家投资机构供职年限，甚至远大于一期基金存续期的时候，无可避免地，投资人个体在其间的参与感和重要性必然随之减弱。
一个典型案例是刚刚IPO的芯片设计公司格科微。这家成立于2003年的公司，一度吸引过不少机构的投资，但18年的等待实在漫长。最终，也只有一家外部机构守到了这一刻。
具体到To B领域，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已经巨头的大厂们——无论是阿里云、腾讯云、飞书、抑或是美团的“数字化转型”，都从源头压缩了新生to B企业创造更广价值的空间。这几乎是所有To B投资人的共识。
如果说单个案例的巨型成功很难有，那投资人有没有可能通过多个小型成功来获得最终结果的大成？
“非常难。”这是云启资本合伙人陈昱的结论。这位在科技领域深耕近十年的投资人告诉36氪，这从理论上分析都难以实现，因为在科技领域“跨界”极难，“重复命中的人一定会有，但会比以前少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