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武将干政背景下的南明三疑案，如何使弘光政权，走向灭亡？

公元1644年，藩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开始了南明弘光政权。但是这个政权仅仅维系了八个月就崩溃了。在这短短的八个月中，南明的仅有的一点武将也是内斗不止。此后的南明三疑案更是将南明政权推向了灭亡。作为明朝最后的希望，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团结的重要性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南明弊政和三大疑案。
一、武将参政
弘光政权中有实力遥控朝局的军事将领唯有江北四镇的刘良佐、高杰、刘泽清以及黄得功。刘良佐，字明辅，中国山西大同左卫人。刘与高杰同是李自成麾下战将，崇祯十一年十月，中曹变蛟伏降明军，封广昌伯。崇祯十四年，击败袁时中数万众，军中称花马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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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清，曹县人。以将才授辽东守备，继加参将。以御敌功加官至副总兵，继为总兵官、左都督。以收复登州功，加官太子太师。崇祯十三年（1640），命镇守山东海防，后奉调入河南，镇压李自成农民军，死伤甚众。
清兵入关后，为福王政权江北四镇之一，封东平伯，驻庐州。都御史刘宗周劾其跋扈，他亦连上两疏弹劾刘宗周，朝廷只得温语相解。清兵南下，扬州告急，命前往增援，却按兵不动，意在降清。清廷以其反复无常，降后被杀。
黄得功，字虎山，三万卫（开原）人，以军功得总兵衔，曾经跟随熊文灿镇压过农民起义，后被封为靖南伯，驻扎在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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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米脂人，曾经是李自成手下的一员将领。后因私通李妻而投降明朝，参加孙传庭的部队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十七年他驻扎在泗州，因窥探扬州之富，意欲攻占扬州，史可法出面调停派驻瓜洲。后因准备参加北征而被部将所杀。
福王南京建国，四镇以淮安、徐州、扬州、滁州、凤阳、泗州、庐州和六安为势力范围，驻扎在长江以北。他们因史可法《议设江北四藩启》而建制四镇，但究其本质，乃国中之国，不仅领地内的钱物、税收归于他们，且还以拥立之功向南京索要粮饷，同时，四镇之间也未有效的沟通联合，有时甚至会彼此攻伐。史可法在扬州督师，本欲节制四镇，但是没起到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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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在崇祯十五年任凤阳总督时，便开始与武将交往。马士英拉拢江北武将，因四镇是弘光政权的立国之盾，马士英欲靠之而抗衡朝臣。江北武将交马士英，意在寻求政治代言人而已，马士英当权，江北四镇亦可获得弘光政权政治上的认可和财政上的支持。由此分析，这一文一武结合，也间接促进了党争的激烈化。
四镇之外，军事重镇武汉还驻扎着左良玉的军队。
左良玉，字昆山，今山东临清人。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曾受侯恂提拔。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升为大帅，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封宁南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立，又晋为侯，世镇武昌。左良玉因未参加都筹建中“定策” ，所以在政治上不比江北四镇，同时武汉远离南京，马士英未重视左良玉。这样在政治上的失利使得左良玉转向支持东林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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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6月，黄澍向弘光帝上奏了马士英的十大罪状事件，说到激动之处，可谓是声泪俱下。马士英无言对还，只好跪以处置。恰好马士英跪在黄澍的前面，黄澍趁势以笏猛击马士英的后背，并言“愿与奸臣同死！”此举竟无人阻拦，就是连弘光皇帝也只摇头不说话。最后马士英无奈，称病不朝。
黄澍来到南京，而在他的背后，是武汉左良玉的军事呼应。武臣干预政治和参与党争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对朝政的热心势必影响各武将的指挥力。而武将因政见的不同而进行的内斗，更是直接加速弘光政权灭亡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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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渡三疑案
【【爱历史】武将干政背景下的南明三疑案，如何使弘光政权，走向灭亡？】首先就是大悲和尚案：大悲和尚是安徽人，父亲姓朱，与潞王常淓相遇，认做本家。顺治元年冬天，他从苏州来到南京，自称定王，因“国变出家” ，法号大悲。并在刑部审讯时高叫：潞王贤明，应为天子，弘光应该让位。最后被弘光帝指责颠覆福王政权罪而被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