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性别︱漫谈美国史教学中的性别问题 _小知识

张咪（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
【编者按】：历史学研究中，性别视角的引入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每值“会议季”，国内历史学界也不乏以“性别史”“妇女史”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从世界史到中国史，从古代到近代，研究议题日益丰富，参与讨论的研究者有女性也有男性——但这类围绕学术报告展开的研讨会，仍以呈现学术研究现状和成果为主，似乎很少直面女学者自身所面临的挑战。历史研究如何关怀性别/女性，这个开放性的话题如何作答？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近两年组织的“女性学者沙龙”似乎开启了一个尝试。编者特邀沙龙组织者和与会者撰文，或许，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界在这个议题上有更进一步的探索。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年会，也是第一次参加以“性别问题”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报到当天，翻阅会议手册时，这场沙龙就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也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和众多想象。因为单从会议手册提供的信息来看，只能得知它举办的时间、地点、题目以及主持人是焦姣老师；与其他详细提供主持人、评议人、发言人及其论文题目的会议信息相比，这场沙龙是“半未知”的，甚至有些神秘气息。我当下便“脑补”了以下问题：有谁会参加这个学术沙龙？有没有人数限制？是不是必须提交相关论文？“性别问题”的学术小白可不可以去？......会议第一天下午的茶歇时间，焦姣老师开始发放这场沙龙的“宣传单” 。这也是我第一次当面见焦姣老师。在和她的交流中，我之前“脑补”的问题得到了答案：这次沙龙向所有与会人员开放，尤其欢迎研究生“小朋友们”；这场沙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讨论会，参与人员不需要提交相关论文，甚至没有妇女史和性别史的知识储备也没有关系。
“我不是被焦老师邀请来的，我是被吸引来的”，一位博士二年级的学姐这样说道。我想，来到这场沙龙的大多数研究生，甚至老师们，也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的。在场的二十多人中几乎没有人是有备而来的，也没有几个人是专门从事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但这个会场似乎充满了某种磁场吸引我们聚集在一起。当回到学校，反复听会议的录音时，我才意识到这种磁场是“共情的流动”“爱的纽带” 。而我也发自内心地觉得，中国美国史学术共同体是一个温柔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我找到了归属感。

文章插图
第二期女性历史学者沙龙，2020年11月21日，福州。左起：鲁迪秋、董瑜、焦姣、高嵩、郭巧华、李丹。摄影：姚念达
“把女性还给历史”或“把历史还给女性”
当讨论渐入佳境之前，我们首先遇到了最大的拦路虎：“Women’s History”应该翻译成“妇女史”还是“女性史” 。在口语表达中，我们有时会混用或误用“妇女”、“女性”或“妇女史”、“女性史” 。普遍而言，“女性”与英文中的“female”对应，强调生理特征；英文中有“Feminist History”（女性主义史学）、“Feminist Studies”（女性主义研究）这两个专业术语，而在历史学的语境下，并无“Female’s History ”这一提法，或者这一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害怕产生歧义，国内一般将“Women’s History”译为“妇女史”，下文也将统一称为“妇女史” 。
美国妇女史开拓者之一的琼· 凯莉（Joan Kelly）曾言：“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此言精辟地概况了妇女史的两层内涵。一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大部分人都以为妇女史就是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没有全面理解妇女史的内涵。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的魏涛老师不止一次地提醒我们，“妇女史不仅仅是指研究对象为历史上的妇女，妇女史研究最大的学术意义是从女性（或女性主义）视角去重新解释整个历史” 。焦姣老师也指出很多冠以“妇女史”之名的研究采用的还是传统政治史或经济史的研究理论和路径，只不过研究对象是“妇女”而已。但她也指出，这种研究并非没有意义，至少这种叙事把“妇女还给了历史”，至少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了女性的身影。
【关注性别︱漫谈美国史教学中的性别问题】“是的，传统的妇女史研究也有意义。”我们都频频点头。我们不拒绝了解政治舞台、经济场所等公共领域中女性的历史，我们还想看到女性的日常生活史、情感史、观念史等，我们甚至想知道历史上女性的友谊、母女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仅想了解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的历史，我们还好奇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的历史......我们想尽可能地了解历史上女性的方方面面，然而史料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这一切设想无从谈起。长期以来，女性在历史书写中是被忽视的群体，有关女性的史料大多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更有甚者，很多有关女性的记载往往是茨威格“陌生女人”式的视角，我们无法确定男性视角可以完全反映历史上女性的真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