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没有真正实行的八路军军衔制：师长津贴5元，战士1元

#军武风云录#
作者：莫孤烟
很多人都以为，我军是从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的。实际上早在抗战时期，我军就曾经下达过实行等级制度的训令，只不过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最终并没有实行。
【【历史故事】没有真正实行的八路军军衔制：师长津贴5元，战士1元】红军时期，官兵一致就体现得很充分。例如在井冈山斗争时，上至军长朱德，下至伙夫马夫，每顿饭均是五分钱的标准，概无例外。这个时候说实行军衔制，既没有主观愿望，也没有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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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红军接受改编，结果就带来了一系列让官兵非常不适应的新问题，比如说换帽子、取消政委制度、实行军衔制等。换帽子虽说不情愿，但做通了思想工作，该换的还得换。政委制度取消后，部队中滋长了一些不良习气，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到1937年10月，八路军总部建议恢复政委制度并得到同意，重新任命了3个师的政委，随后旅以下各级政工机关和政工干部也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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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问题是军衔问题。在两军交往中，为了实现对等联系，佩戴军衔是必要的，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物质条件又决定了难以实行军衔制。尽管双方在谈判中并没有谈到军衔的问题，但既然红军要实行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制度，那么实行军衔是早晚的事。
在蒋军部队，无论是薪酬待遇还是军需物资的发放，以及友邻部队之间的对接，都是以军衔为依据。因此，在八路军尚未实行军衔制度之前，就只能先给各个干部确定一个军衔，以便在对上报告和对外宣传时使用。于是，在南京当局接到的八路军各级干部履历表中，各级长官都有了军衔。
以八路军120师为例：师长贺龙为中将，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358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都是少将。至于师参谋处长彭绍辉、358旅参谋长姚喆、715团团长王尚荣、716团团长贺炳炎等团级干部则都是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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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衔，事实上是延安总部临时根据干部级别设定的，是为了上报南京当局，以便对等进行交流，而当事人则未必知道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军衔。这些名册保留在档案馆，多年后被发现，很多当事人方才知晓，不免当作谈资回忆一番。
抗战时期，我军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再加上实行的是分散的游击战，实行军衔制着实没多大意义。但这一时期等级制度是存在的，八路军总部就曾于1939年初颁布津贴规定，把全军各级人员的津贴划分为六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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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等是各师军政主要首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旅军政首长，以及师部的参谋处长和供给部长等人，每月津贴5元钱。
第二等是师部的科长，各团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和供给处主任，以及营长、教导员，每月4元津贴。
第三等是各股股长、参谋、科员、干事、秘书、特派员、营支书、技术书记、测绘员、连长、指导员，每月3元津贴。
第四等是排长、文书、收发员、理发员、班长、司号长、文化教员，每月2元津贴。
第五等是连队里的上士、卫士、特务员、宣传员，每月1.5元。
第六等是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号兵、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卫生员，每月1元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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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等级制度，事实上并非真正实行，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以彭总为代表的各级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从未体现出任何优越性。
抗战初始，南京当局还能定时给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军饷，后来随着关系逐步恶化，重庆当局完全停发了薪饷，这导致八路军、新四军根本就发不出津贴，等级制自然也就无疾而终了。连薪饷等级都无法实现，实施军衔制肯定是不合时宜的。
1939年5月，八路军朱、彭首长署名发出关于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并对官兵解释说，之所以要建立等级制度，是为了“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 ，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培养军阀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