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各家文化学派，也少有皇帝崇拜的言论和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皇帝个人崇拜习俗。严格说，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皇帝个人崇拜习俗的，特别是民间，更是没有皇帝崇拜习俗。
比如，在中国民间的评话、戏剧、曲艺说唱等文艺作品中，皇帝大多都是呆头呆脑的形象，他们与历史朝野中各式各样光彩夺人的英雄人物相比，只不过是陪衬而已。中国民间社会中，有给那些曾给予国家与一方百姓带来实惠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传说或历史人物树碑立传的习俗，甚至会根据他们的历史业绩去神话他们为某某神灵，比如伏羲、女娲、神农、大禹、李冰父子、孔子、关羽、文昌帝君、药王孙思邈、妈祖、土地神等。
但是，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却是从来不会给那些历史上的所谓伟大帝王们树碑立传的，更不会神话这些帝王，就连建立了大中国的秦皇、汉武、开辟了中国汉国家文明的汉高祖刘邦，营造出了天下盛唐的唐太宗李世民等杰出帝王，中国民间老百姓，也是从来不崇拜他们的，更不要说给他们建庙宇神话他们了；而其余众多中国帝王姓甚名谁，老百姓就更是过眼云烟的不知了。
中国历史上的各家文化学派，也少有皇帝崇拜的言论和思想，即使是有充当帝王、官府的食客、门客作派的中国儒学，其原始主流也是不搞皇帝个人崇拜的，这从儒家一系列经典中的言论可以看出。西汉中后期，朝廷确立了《孝经》这样的国家儒家伦理指导典籍，但即使在《孝经》中，今人也难以看到对君主的个人崇拜言论。《孝经》据说是儒家学者编辑的曾子和孔子关于君臣父子关系的论述，《孝经》虽然将君主与臣属的关系类同成了父子人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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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经典所说的君臣关系，并非绝对的主宰和服从关系，而是提倡君臣应该各守其位和各尽其职， “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 ”这里，《孝经》同样对君主提出了一系列社会职能要求，并没有神话君主。《孝经·圣治章》中有段论述，几乎可以说是破解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不崇拜君王而崇拜“君子”的原因。
西汉中后期，《孝经》这样的国家人伦规范典籍就已经将“君，民”这两种社会阶层视为了国家社会之中彼此依赖的关系，尽管当时的知识者也倡导以父子的人伦模式去框套国家社会之中的君民关系，但是，知识者也指出，君、民都是可能做出悖德悖礼、顺逆善凶之事的，因此，国家社会中的正确人伦楷模，应是那些“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的君子，而这样的君子，则是不分君主或人民群众的。
将理想人伦楷模的“君子”置于君、民之上，这说明西汉时代的中国国家社会人伦，已经彻底走出了人类原始时代的“个人英雄崇拜，伟大君主崇拜”伦理观了。 “父慈子孝” ，是《孝经》论述君臣父子关系的基本参照标准，如果君主不爱惜属下和人民，他同样是应该被谴责的，《孝经》里所说的“悖德；悖礼” ，是双向的，是依据“父慈子孝”的基本标准来评论的，君主不爱敬自己的属下和臣民，他也是“悖德；悖礼”的。所以，主流儒家的伦理，当然有极力维护君主权力和权威的一面，但是同样也有对君主的伦理要求和限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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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历史】中国历史上的各家文化学派，也少有皇帝崇拜的言论和思想】中国儒家主流代表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君臣父子关系的人，是他将父子关系类同成了君臣关系，将家庭伦理类同于国家社会伦理关系，这是孔子儒家的一大发明，这样的类同比较，可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前500年左右，这样的类同比较理论，也有其历史必然的背景。通过齐国君王齐景公和鲁国权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及其孔子学生的子夏和樊迟之间的对话可知，当时，齐景公和季康子对国家社会中的人们互相争权夺利和动辄就要杀父弑君的历史现象，非常困惑。
所以，他们请教于孔子应怎么样去执政，孔子则告诉他说，政治，就是以正治国，就是君主身体力行地施行仁政。国家的君臣关系，就如同各归其位和各尽其职的父子关系。孔子的学生子夏在回答同学樊迟提问治国方法时，他还特别举例了历史上的舜、汤成功治理天下的故事去说明问题，子夏说，由于舜和汤都以人民群众信任为治理天下之本，在加之他们又根据民意而分别选举了能施行仁政的臣属皋陶和伊尹，所以，他们的政治就是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