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浅析商鞅和荀子关于“富国强兵”之策的异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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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样主张以礼、法治国
1.荀子的“礼”“法”观是以“德”为主轴
荀子虽以得人心来实现王道，但“王道”却不是徒以道德力量来维系，故而荀子又清楚地划出一治理界线“礼”与“法” 。
人人皆有与生俱来无止无境的欲望，若要合理分配，就得透过“礼”“法”来满足及节制。否则，无节制的欲求必会形成争夺，导致“争则乱，乱则穷。 ”
荀子对墨子特别做出批判，关键便在墨子总是“昭昭然为天下忧（物资）不足” 。荀子认为，物资本不缺乏，是因争夺才导致供需混乱，欲解决此困境，就得建构能形成合理分配，且能维系和谐秩序的尊卑等级之政治体系。
为何得建构尊卑等级的政治体系？地位等级形成后，得以服饰、礼乐等规模来彰显其尊荣，造就出威势以执行赏罚，才可禁暴和胜悍。但为何得用尊卑等级才能建构赏罚威势？
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同样富贵之人无法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之人也不能相互役使，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既如此，建构尊卑等级便具有现实意义，也较能普遍发挥维系秩序的作用。
荀子对尊卑和赏罚皆订出了一套标准。尊、卑取决于德行，故而荀子特别强调“德必称位” 。因“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贵族阶层受礼乐节制，故要特别重德；百姓是接受管理的，故以法律来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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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虽受礼乐节制，但若不自重，就得受法律制裁。贵族是教化者，也是执法者，对德行的要求就得特别看重。荀子的“礼”“德”是相互呼应的，遵“礼”是其体现“德”的关键，贵族若不遵“礼”就必堕落；既已堕落，就不能再列贵族行列。
贵族阶层不是以血缘纽带来维系，全在乎“德” ，故《荀子·王制》曰：“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集解·王制》）下层百姓可因自身的道德、学养跻入上层社会，如此既解放了封建体制的束缚，也让历史的前进找寻到新的突破口。 “礼”“法”既并行不悖，荀子于是又总结出强国之道，乃：“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 ”
于是，朝堂上一派严肃于礼、义，百官便会尽职地忠于政务，百姓就能齐心而安居乐业。如此万众一心的国家，三军将士必同心同德，威名必能震慑四方，武力也能征服暴强，其拱手指挥，强暴之国也得受其驱使。
2.商鞅是依实际需要而制定礼、法
“礼”“法”是建构先秦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根基，故“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最要解决的困境自然也要围绕在“礼”“法”上。连主张以法治国，完全一遵于法的商鞅，与贵族甘龙、杜挚辩论，也仍旧得围绕在“礼”“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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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强调要依照实际需要制定礼、法，订出的法令也要适应当代社会，其观点是可取的，也是为解决长期徒以血缘纽带建构的堕落上层建筑所导致的民不聊生。
其实，先秦的腐败和动乱，几乎全是来自堕落但却长期把持朝政的贵族，这些贵族无不盘根错节，若不釜底抽薪地彻底消除，便永远出现不了新的历史契机。
先秦的诸子百家，无不皆竭尽心力地在为此困境理出解决方案，格外脱颖而出，带领秦国全民共同积极参与变法的商鞅，便以“耕战”为赏罚的“军功爵制” ，让所有编户齐民的秦民，皆能依照军功，而跃上贵族阶层。
【【历史故事】浅析商鞅和荀子关于“富国强兵”之策的异同】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及一切彰显尊荣的财富，在没立下军功的情况下，全都不得享用。如此，上层贵族便轻而易举地全被摘除，全民都热血沸腾地积极参与着“耕战”所迎来的荣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