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浅析商鞅和荀子关于“富国强兵”之策的异同

“富国强兵”是战国七雄变法的共同目标，以儒家仁政爱民为立论的稷下学宫祭酒荀卿沿袭孟子的“仁者无敌” ，提出裕民才可国富；安定百姓才是“兵劲城固”的根基。
比荀子更早，为秦孝公主持变法的商鞅，以“耕战”为赏罚依据的“军功爵制” ，将秦国百姓全推向了“民富” ，使“民富”成了“国富”得以实现的关键。
两人结论看似一致，立论依据和施行办法却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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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以“王道”为治国的最高理想
1.荀子的王道观——在得人心
“王道”是儒家所坚守的最高政治理想，王道不靠武力，是以得人心来征服天下。
故《荀子·王制》言：“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
荀子明确强调，靠盟约来维系和平的称霸，已完全不可取；春秋、战国长期以来便是在称霸的政局里导致战乱频频、民不聊生。相互以武力、权谋倾轧的时代早该结束，只要遵行王道， “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 ，名声自然美好，便能“权者重之，兵者劲之” 。
因此，得人心是君权能得充分牢固的关键；君权若牢固，就一定可形成强劲的战斗力。各国若想转弱为强，就得恪遵王命；唯有遵王命，才能“全其力，凝其德” 。（《荀子·王制》）既已“全其力”“凝其德” ， “诸侯（便）不能弱”也“不能削” 。
即便是暴国之君也绝不敢轻易发兵来犯，因“王道”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最重要支配，也更是抑止强暴的最有效力量。
何以如此？因“王道”形成的是仁人之军，只有“仁人”才能上下相爱，仁人之军是百将齐心、三军同力的军队，臣对君、下对上，才会都像子侍父、弟侍兄，及像用手臂护卫头、眼，挡住胸、腹那般地可亲可信。
因此，国君是否为仁人贤君，才是能否成为强国的极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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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落实的具体要点为何？《荀子·王制》曰：“平政教，审节奏，砥砺百姓。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劲矣！”
即国内要设立乡师， “劝教化，趋孝弟。 ”乡师要负责教化百姓，加强孝悌之道，政教便能普及于民。上层贵族则要克己复礼，时时以礼、义审视，如若不然，则必被赶出朝堂。
这样一来，上层建筑全是贤良知圣之士，下层百姓岂能不深受感染！全国上下一心，拥有最强大的凝聚力，如此之国，自然能发展出全天下最强劲的兵力。
2.商鞅的王道观——在夺天下
商鞅的王道观与荀子的主张有极大差距。商鞅是以“耕战”为立国依据，故主张治国之要，在“令民归心于农” 。
百姓若能不误农时的专一务农，确实不失为极可贵的富民之道，且“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
“民朴”本是个极理想的至善社会，这是儒、道两家所共同推崇的终极理想，故孔子倡导“大同世界” ，老子则高举“鸡犬相闻”的安居乐业。
但商鞅的“民朴”目的，与儒、道两家的至善理想却差之千里，其“民朴”是为了使民“畏令”；民若皆畏令，才能使之勇敢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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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以“军功爵制”奖励军功，上阵杀敌既能授予官爵，还能得到丰富的田、宅数，便是“赏使之忘死” 。若不肯从军就要被施以严刑，令百姓心生畏惧。
此外，商鞅还将各行各业全部拔除，除了耕、战，百姓已无其他出路，若想尊荣地活着，就得成为畏令的“民朴” 。
如此就能形成强大作战力，对抗任何敌人，都会如同以百石强弩射击飘摇树叶般的轻而易举。商鞅将“王天下”完全建立在穷兵黩武之上，故主张国家推行“耕战”一年，就能立刻强大十年；专心推行十年，国力便可强大百年；肯专心推行百年，就能成为已强大千年的国家，便一定能“王天下” 。
荀子从得人心上倡导“王道” ，商鞅却以奖励和胁迫百姓上阵杀敌来壮大秦国。商鞅变法后的138年，秦虽歼灭六国一统天下，但秦也仅传至秦王子婴即迅速灭亡。
而荀子所倡导的“王道” ，反倒成为中华文化的最重要传承，及影响世界和平的重要精神指标。足见荀子的“王道”才是最符合事实需要，也最能与时俱进的治国之道，故能历久弥新地普遍深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