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修三家学派，辗转四路诸侯，阐述吴起在战国大变革中的代表性张艺谋|观念|科技|演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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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虽然战国时期被誉为百家争鸣的华夏学术黄金时代，但真正排的上名次的也就那么几个，而这其中吴起一人兼具儒、兵、法三家。若论儒家，吴起师从于曾申（曾参之子），刘向的《别录》里就有“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之语。要知道，曾参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其地位几乎不亚于荀子、孟子，他的儿子在当时儒家的影响可想而知。若论兵家，吴起的一生大战数十次，未尝一败，其胜率在战国时代唯有后来的战神白起可以比肩；若论法家，吴起在法家的地位完全可与李悝、商鞅和韩非子相提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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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卫国，作为殷商的后裔，民风极具商业精神，百姓们比较富裕，思绪比较活跃，这就非常容易诞生人才（后来入秦变法的商鞅也是卫国人）。然而由于国力的羸弱，政治上的卫国只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弹丸小国，其上层早已糜烂不堪，国君和贵族大臣们毫无进取之心，对天下形势全无影响，因此也就不太可能给自己的人才提供向上发展的空间了。以吴起这样的出身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官，其难度势比登天。最终不甘于经商、立志从政的吴起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上下打点之后还是一无所获。不仅如此，他还因此遭到同乡的嘲笑和诽谤，一怒之下连杀三十多人，最后不得不逃出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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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吴起曾经交代自己的妻子制作一条符合要求的丝带，妻子答应之后却未能做好，吴起要求她修改成符合自己要求的样子，并等到第二次查验时发现依然不符合要求，一气之下便休掉了妻子，即便是被卫国的国君重用的妻子弟弟求情也没有用（记载于《韩非子》，其中收录了另一说法是，妻子的父亲求情而没有用）。正因为秉承言出必行的信条，吴起休掉了卫国的妻子，并未能返回卫国奔丧。而忠孝在儒家和鲁国人眼里，又恰恰是大于一切的大义，吴起为儒家所不能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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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由于道德这个东西根本是没法量化的，甚至没法拿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所以只拿道德说事，其实就意味着鲁国上层在实际情况和法律层面从吴起身上根本就挑不出毛病。最有意思的是，所有对于吴起道德层面污点的记载，最早都可以追溯到鲁国。“杀妻求将”这个关于吴起的最大丑闻，最早就是由鲁国人宣扬出来，并收录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要知道，先秦时期的祭司、史官和儒家可是渊源颇深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吴起先前在卫国没毛病，后来去了魏国和楚国也没闹出什么丑闻，为何偏偏在鲁国被如此非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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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起的统御之下，魏国军队所向披靡，大战72场取得了64胜、8平，未尝一败的怖人战绩。此外，吴起还出品了一部实用价值远超《孙子兵法》的《吴起兵法》，他在书中主要讲述的不是战争哲学或计谋技巧，而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和保障。毕竟任何竞争归根结底都是实力的比拼，而当时的魏国作为超级大国，其体量和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只要确保在制度层面和保障方面不出现纰漏，就足以压垮一切竞争者。在军事管理方面，吴起拥有注重统帅在军队中信誉的培养，他一方面能够与底层士兵同吃同住，对部下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在涉及违反军纪的情况下毫不留情，只要违反军纪、不听号令，即便最终获得了胜利也无法逃脱军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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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凭借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吴起一刻不停地拓展自己的能力，并在离开魏国后不久就获得了楚悼王的任命，从统兵的将领一跃成为楚国的令尹（类似其他诸侯国的国相），并展开变法革新的举措。先秦时期的楚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像一个松散的邦联，包括王室在内的所有大贵族的地位大致均等，楚王远不像其他诸侯那样将全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在这种贵族共治的模式下，各方势力相互扯皮是在所难免的，这造成了决策迟缓、国家效率低下的恶果。吴起变法就是要改变这一局面，让楚悼王拥有对国家的绝对掌控力，以完成对楚国力量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