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我军50年代为何设立总干部部？最终又为何撤销了？

作者：莫孤烟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军的机关部门中曾有“总干部管理部”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的成立以及最终的取消，都和苏联息息相关。
1950年5月，朱老总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透露了一个机构改革方案，那就是成立总干部管理部。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部门呢？主要是因为我军向苏军学习，走正规化发展道路。老总说，苏军的特点是建设大司令部，把能力最强的人都调到司令部去，有利于平时的训练，也有利于作战指挥。反观我军，干部管理一直在政治部的干部科，这样的话，上级对干部的情况不一定清楚，因此需要专门成立一个管理干部的部门，以便更好地掌握干部们的信息，发挥好这些骨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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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大阅兵，从55式军服可见苏军对我军的影响
也就在这一时期，总干部部开始筹建，主席指定由总政主任罗荣桓兼任总干部部部长，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北池子。
选择让罗荣桓管理全军干部，这是众望所归的。他从三湾改编时就当连党代表，之后主要担负政工职务（也当过军事主官），政工经验极为丰富，是我军政工干部中具有代表性的代表性人物。罗荣桓为人公正无私，管理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更善于解决复杂的人事问题，在军中威望很高。让他由总政主任的身份兼任总干部部部长，可谓位高权重，但没有人对此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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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元帅
总干部部成立时，选来的干部都是老资格的政工干部，而且来自各个“山头” ，可见罗荣桓的良苦用心。副部长一个是赖传珠，一个是徐立清。赖传珠出身红一方面军，抗战时期在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在东野部队，先后任纵队政委和兵团政委；徐立清出身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野战军任纵队政委和兵团政委。后来又调来宋任穷和甘渭汉任副部长，他们俩都来自一方面军，但解放战争时期宋在华东，甘在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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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徐立清
总干部部还有5位二级部部长，其中一部部长李信出自红二方面军，曾在红6军团搞宣传，抗战时期在八路军359旅任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二部部长王文轩出自山东地下组织，抗战时期在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在华野任师政委；三部部长袁子钦出自红一方面军，抗战时期在太行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先是在刘邓手下任纵队副政委，之后转而隶属华北军区，解放大西北时所部划归一野，任60军政委，之后率60军入朝作战。四部部长曹广化出自红四方面军，抗战时期留守陕甘宁搞军工，解放战争时期在东野任师政治部主任；五部部长郭炳坤出自陕北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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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子钦少将
这样的干部配置，很明显体现了主席一贯倡导的“五湖四海” 。这样做，便于了解各个“山头”的部队，也有利于加强团结，打破“山头”的局限。
由于罗荣桓担任总干部部部长一职是兼职，所以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徐立清。让徐立清来当副部长，那是主席点的将。罗荣桓认为徐立清“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 ，确实是合适人选。日后在评定军衔时，主持这一规则的徐立清辞去了原本授予他的上将军衔，主动降为中将，成就一段佳话。
五十年代是我军全面学习苏军的时代，总干部部的成立，原本就是仿照苏军的体制而建立的。不过，在国情军情不同，苏军的模式也不可能完全照搬。罗荣桓、徐立清等总干部部领导人就曾和苏联顾问发生过争执，有过不同的看法。
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和苏联顾问在一起
干部部的核心权力是干部任免权，苏军的传统是，权力高度集中到上级，团以下单位没有任免权，师只能任命到排，军只能任命到连，军区只能任免营到副团，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长任免。这种模式体现了高层集权的思想，有利于权力集中，但这种模式需要对干部情况非常了解才行，因此不符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军的干部多数为行伍出身，从普通战士一直成长起来的，总干部部目前还没法清楚详细地掌握全军所有干部的实际情况，如果任命权集中到上级，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