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后诸葛亮时代3: 为何费祎死后, 蜀汉再无名相? 因为世间再无诸葛

公元253年岁首，蜀汉朝廷正在举行一场大型的新年宴会。
酒过三巡，主持宴会的费祎有些微醺，大家也都沉醉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丝毫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位官员正面露凶光，朝着费祎走去。
随着一声闷响，蜀汉的官员们发现，费祎已经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数日后，费祎伤重不治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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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费祎的职务是大将军、录尚书事，蜀汉政权的实际执政者。而费祎之死，成为蜀汉政局仅次于刘备之死的一个巨大分水岭。
01从诸葛亮到费祎
费祎，蜀汉四相中最后一个逝世的执政者。
但比起同为蜀汉四相的诸葛亮留下的巨大光环，蒋琬、费祎等人的炳烛之光显然难以争辉。
那么，为何不是诸葛亮之死成为蜀汉政局变化的分水岭，而是费祎之死呢？
这就必须要说到，蜀汉的政治制度。
220年-222年，魏蜀吴三国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架构。为了表示自己是大汉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蜀汉政权几乎完全延续了东汉的政治制度。
而随着刘备逝世、皇帝刘禅暗弱，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之尊，强化了东汉以来的台阁制度。至此，一个士大夫心中理想的制度模型，基本建设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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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政治与两汉以来的大将军执政有着很相似的地方：皇帝虽高高在上，但基本上属于垂拱而治；而录尚书事开府执政，总揽军政要务，才是蜀汉政权真正的当家人。
由于刘禅一直都不具备掌控蜀汉政权的能力，也或许是这套政体限制了刘禅的权力，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这套类似于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一直在蜀汉政权中得以延续。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稳定地掌握蜀汉的政权呢？因为诸葛亮、蒋琬、费祎，都属于同一个阶层，以儒学为根基的世家大族，或者叫士大夫阶层。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这个阶层从东汉以来一直就掌控着华夏社会的发言权，连皇帝都奈何不得。
换句话说，从诸葛亮到费祎，蜀汉政权延续了东汉以来的士大夫执政模式。
经过数百年的证明，这套模式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更重要的是，这套制度能很好的限制皇帝的权力，而让士大夫们施展抱负。
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这套模式有一个致命缺陷-官宦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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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是费祎之死，而不是别的什么事件，成为蜀汉政局的分水岭，正是因为，点燃士大夫执政模式这个缺陷的，正是费祎。
02悄然崛起的内宫
士大夫执政模式的缺点，作为过来人的诸葛亮，心中十分清楚。
因此，在诸葛亮决心以北伐作为毕生任务的时候，在成都做了这样的安排：以董允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掌宫廷宿卫亲兵；以向宠为中领军，掌都城成都的禁卫军。
而董允、向宠，都是迁入蜀中的士大夫二代翘楚，因此，这一手明显是为了防止刘禅不明导致大权旁落，确保士大夫执政模式的稳定性。
事实也的确不出诸葛亮等人所料。刘禅渐渐长大，虽然不似汉和帝般刚强，却也有着同龄人的叛逆。
对于董允们的循循善诱、正色劝谏，每每下不来台的刘禅表示十分厌烦，却由于士大夫执政的稳定性，手中无权的刘禅只能望洋兴叹。
这套权力结构中，皇帝要想夺回权力，所能依靠的只能是宦官，刘禅也不例外。于是，一个叫做黄皓的宦官，渐渐走进了刘禅的视野。
然而，董允向宠等人很好地完成了诸葛亮交给他们的任何-遏制黄皓权力的扩张。
董允去世前，黄皓都只做到黄门丞，难以有所作为（皓畏允，不敢有为。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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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印象中，士大夫和宦官一直都是正义和奸佞的代名词，董允和黄皓也是一样。
但事实上，政治斗争中，没有一方是完全正义的，也没有一方是纯粹的奸佞。
在士大夫心中，宦官是奸佞的代表。但在刘禅以及东汉历代幼帝心中，过分限制君权的士大夫们是欺负孤儿寡母的权臣乃至跋扈的叛臣，而黄皓等宦官，却是帮助自己取得君权的好帮手。
因此，董允能限制黄皓，士大夫却不能彻底铲除宦官势力。董允即使杀了黄皓，刘禅还会选出另一个宦官作为自己恢复君权的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