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从两对矛盾看沦陷区日伪政权脆弱性

引言
对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的日伪政权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也涌现出许多较为突出的成果。从研究方向上来看，相关成果基本集中在日伪政权的奴化教育、税收、建构等方面，对沦陷区日伪政权内部的人员构成、利益矛盾以及影响日伪政权建设和控制效果的因素等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运用社会史研究方法，从社会史角度剖析日伪政权建设，丰富了以往日伪政权研究在人员构成、基层组织、利益矛盾以及影响日伪政权建设和控制效果的因素等方向和内容上的研究成果，以新颖的研究视角为抗战时期日伪政权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视野。在此基础上，纵观日伪政权建设脉络，与之相伴而生、贯穿日伪政权建设始终的是两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根本上造成了日伪政权的脆弱性。
一、“两对矛盾”——日伪政权建设困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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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者在建立伪政权的过程中遇到了多重复杂的困境，深挖其根源，可以将其归纳为战时“两对矛盾” 。抗日战争期间，与日军武力侵略和疯狂掠夺伴生而来的是两对难以调和的主要矛盾：一是占领者对占领区经济能力和基础设施等的摧毁与重建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日方通过全城轰炸、屠杀男性居民、摧毁基础设施、禁止商品流通等方式摧毁占领区的经济能力和抵抗的有生力量，试图使占领区失去抵抗能力。另一方面，日方又派出一批又一批“宣抚”人员，撒网式地在占领区各基层社会铺开，致力于占领区的基础设施重建、基层政权建设、难民接济和经济恢复等工作。
以求树立一个友善、合法的政权形象，并尽快从占领区收回侵略成本，但受战争成本的限制，又难以给予“宣抚”人员足够的经费和人员支持。于是，在这一矛盾的驱使下，在占领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残暴的日军在前面不计成本地大肆破坏和掠夺，日方“宣抚”人员紧随其后在日军留下的废墟之上拮据地a收效甚微地开展经济恢复和政权建设。二是“合作者”与占领当局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从“合作者”关注的利益层面分析，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合作”为自身谋求利益，一类是通过“合作”为当地民众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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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一类，要实现这些利益的获取，都不得不应对占领当局对占领区的利益攫取。 “合作者”时刻在这多重的利益关系中间周旋，加剧了占领区的不稳定性。首先，这必然无法使占领当局实现利益最大化；其次，一旦这些利益关系出现冲突，双方的“合作”便显得无比脆弱；此外，尤其是对想要通过“合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合作者”来说，他们为占领当局谋求利益只是为了能够从中分取一杯羹，至于占领当局所要开展的其他T.作对他们而言都无足轻重。
【【历史故事】从两对矛盾看沦陷区日伪政权脆弱性】二、侵略扩张——“两对矛盾”的形成
从卜正民教授在其所著《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冲列举的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个区域的不同案例中可以看出，上述两对矛盾在日方寻求侵略阶段转换的过程中始终较为突出地存在。究其根源，可以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去剖析。思想方面，在于日本工业革命的成功所带给他们的肓目自信。作为当时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国家，工业革命后的日本自诩为亚洲的“领导者” ，甚至以“拯救蒙昧”为自身历史使命，要带领整个亚洲走向“共荣” 。在他们眼里，这也是全亚洲人民的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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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确实将此付诸行动，错误地选择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构建所谓的“共荣圈” 。由此，在行动方面，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给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种“拯救蒙昧”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空想，实际上就是披着“共荣”外衣行侵略之实，是工业革命后日本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进行对外扩张和实行霸权主义以实现资本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
这不仅使日军和日本“宣抚”人员自动忽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对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痛视而不见，而且也使日本“宣抚”人员充满着理想主义地投人到占领区的建设中，对占领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国民众的抵抗与“合作”形势估计不足。因此，在占领区整个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日方始终被这两对矛盾所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