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叶侃史文人墨客独领风骚，古代“名人效应”：帝王将相“自带流量”( 三 ) 唐朝明星表演

士农工商的分层使文人成为舆论的风向标和时尚的先锋。这样，读书入仕，进而“致君尧舜上” ，青史留名，名利双收成为了古代社会最为成功的人生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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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名士、才子佳人
文人另一个最为有力的武器是，他们占据了舆论的高地。以明太祖为例，明初的学校禁止生员议政——“军民一切利病即政治问题，地方官、在野人士，甚至农工商人祢诃提出建议，任何人都有权讨论政治，惟独不许学生说话。并且在同一条文内，重复的说“不许生员建言” ， “惟生员不许” ，声色俱厉，呼之欲出。明太祖为什么单单剥夺了生员讨论政治的权利呢？因为他害怕群众，害怕组织，尤其害怕有群众基础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 ”
这虽是反例，也足见文人的社会引导能力。其次是经济上的长期发展要求名人的参与
尽管战国时期就已经提出重农抑商，然而商业仍然在历代朝廷反复无常的政令压力之下顽强发展并且越发繁荣。
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广泛传播，扩大收益。广告，尤其是名人广告应运而生。好的名人效应，是双赢甚至多赢。商家能够收获明显的经济效益，大众收获了一则佐餐下酒的轶事，名人则通过举手之劳，拉近了与市井小民的距离，使自己的形象更为亲和，进而收获隐性的“声望” 。
相传宣和初，一位墨商潘衡为了更大的名气和更好的销路，不惜追随苏轼至海南，并大造舆论进行宣传：“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售墨价数倍于前”潘墨因此大获成功，这也是文人参与文化产品的商品化的一项范例。纵观史书，这样经济、文化活动与政治人物的结合不绝于书，随着古代文化的世俗化也变得更为普遍。再次是文化上的不断革新号召名人作为
说到文化，这就不得不提到科举制。科举制的出现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除了为官员队伍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科举制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影响是，它将众多来源不同、秉性不同甚至观念不同的高素质人才团结在同一个文化集团中。对读书科考的共同记忆、群众经历成为他们团结的最大基础。科举制度的出现，使阶级流动性增强，而下层的“寒门贵子”跻身统治阶层的优点，就是统治阶层变得更为重视民众，在国和民的利益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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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莘莘学子
在这个过程中， “寒门贵子”成为了连接两个阶级的关键桥梁，也被要求作出相应贡献。如果说科举制是政治上的统治基础下移，那么话本、戏剧则是文化上的世俗、普遍。
以文化世俗化的产物——话本来说，袁无涯刻本《水浒传》的卷首“发凡”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 ”名人评点被视作为帮助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创设的批评形式，在明清，书坊主们深谙此道,在书籍刊印中对假托名公文士评点的伎俩乐此不疲,一度各种署名“李卓吾”的戏曲、小说评点版本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李卓吾者，李贽也，为明末一代宗师，善点评戏文，同时也是发资本主义之先声的一员干将。他虽然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思想上与正统相左，然而正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趋势，启发民智，也可谓寒门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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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表演总结
古代的“顶流”行动之间往往带有不自觉的政治、社会目的或收益，这是因为占比很大的高阶层、高素质男性名人群体往往无法躲避政治的缘故。当然，仍然有为数不少其他人群，如不入仕的女性和超脱于外的男性。抛去古代有意识的政治作秀活动，这些人的名人效应更多地服务于当时百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这实在存在着令人难以忽视的温情与人文的关怀。